《中国性》系列，或许会让一些人火气越来越大，这是正常的，历史上好像都这么一回事。如果现在回忆一下，我们曾相信并确信过什么吗？这将是一道有些趣味的题目，因为，它可能会牵动起一些人的神经。当然，更多的人，可能早已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了。是啊，我们相信并确信过什么？难道，我们现在不相信也不确信什么了吗？是的，这就是此题的立论，它也想证明一些东西。不过，这个立论并不含任何攻击性，它只是说明一些事实和我们真实的存在状态。

    或许，一些人会想起自己的童年，记起曾经的天真，那些无条件和无意识的本能信赖。还有少年即开始的胡思乱想，无法自控的各种梦想，他们曾确信这些梦想浮游于自己的周围，并期望有一天能够得以实现。然后是青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而且激昂的时期，这些激情有时来自朋友之间的讨论，有时则来自少年一路走来的念想，总之，青年们的想法大多都是世俗社会所不能认可的，甚至是被视为不可能的。然而对于青年而言，所有的一切皆有可能。

    在这里，“可”是一种意识机制，原初语义上，“可”表人的主观意动，也代表着一种意识上的开放与自由度，亦表示出相当程度上的宽容（  “可”的甲骨文形）。因此，“可”具有自我主观意识的位格，同时也包含某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认同。而“能”则恰然是事物客观存在的位格，也表示客观事物发功的能量与发生，以及“能”所具有的一切变化之道（ “能”的金文形）。在理论物理学中，“能”更被量子所解构，也被判定为“不确定”的“a至b”的粒子运动。对于人类童年而言，“可能”将是全然无意识的，也是潜意识的，完全为客观规律所驱动，而人类少年的“可能”，则属于一种自发的主动意识与客观能动的交集，在少年的“可能”世界中，没有经验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所以，自古英雄常出少年，有它相当的道理。青年的“可能”，则是具备了自己的逻辑和判断，同时也伴随积极的行动，因此，青年往往可以创造新历史，这一点在人类史中屡见不鲜，也被证明了许多许多次。

    所以，如果我们稍作一些回顾，关注一下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会发现，所谓的相信和确信，实际上，就是“可能”在自身意识中的成色与份量。如果，一个人将曾经的“可能”演绎到今天的“更加可能”，显然，足以表明他已经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或者至少是一位达观分子，他将有真挚并相互信赖的朋友，同时，他也很将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如果，一个人从曾经的“可能”现在变成了“不大可能”，显然，他已经发生了改变，请注意，这种改变并非是客观世界，而是他自己。我不能判断这种改变究竟会给他带来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大可能”将使他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激情，并变得平平淡淡了。而如果，一个人已经号称一切完全“不可能”，那么则可以说，这个人已经固化在某种时空的点上，它显然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在某个他曾经受挫折的际遇或者绝望中，当失意弥漫人生之际，他已经被失败和保守和笼罩了。

    我曾谈到中国性中存在的种种孤立主义，那么，可以认为，这种孤立主义的形成，与“不可能”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弥漫于中国现实社会的不相信和不确人因因相陈。

    当然，失败者很少会坦然承认失败，不再相信或确信什么的人们，也不能回避他们日常所必须作出的确认判断。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表达这种失去的信任以及对未来若无所思时，选择了“不可能”这种语境。与其将此视为他们的一种论断，不如说是他们在失去世界时的一种无奈和感叹。

    因为无所相信和无可确信，成为中国性中所特有并充满着的性格游移与意识摇摆，由此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团结，更谈不上什么协作，自然，也无法有任何创新。然而同时，人们又必须在客观现实之中相互依存，所以，这种游移与摇摆便驱动人们之间迈向隔膜、猜忌和背叛，同时也极易被人利用，产生群体盲目。更加危险的是，这种群体盲目所形成的集体无信，业已渗透到这个社会的大部分活动与经济产出和文化意识中，不仅成为我们日常的山寨货色和有毒食物，也成为我们几乎无力自救的虚荣文明，演变成白痴教授和学者，奴化着我们的白痴学生和后代，以致让这样的人们，除了这个极度危畸的社会，早已不相信还有其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