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是消费市场的主体

消费就是花钱。富人有消闲的钱和时间，市场的创新产品主要是针对富人。继而成为时尚普及到普通大众。所以，富人是消费的龙头。要想提高创意商品的附加价值，离开了富人的生活消费市场，只能在大宗商品交易中吃亏不讨好。

中国加入WTO后，进入全球化市场时,由于急于发展，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世界所有穷人的消费品生产。这就是来料加工的必然结果。低附值制品的世界工厂为中国赚到了第一桶金。中国为此付出的损失绝不是45万亿民间存款和2.8万亿外汇储蓄所能相抵的。

“十二.五”下了最大的决心纠偏，李克强副总理今年首次访问欧洲采购，开了为中国富人消费开拓市场的先例。去年底，中国农业部长韩少斌率团访问阿根廷，解决了进口阿国豆油的摩擦，并签署了中阿两国农业协作的多项协议。至少提高了中国富人对中国食品卫生的信心。

建议中国卫生部长率团访问曾获六次医学诺贝尔大奖的阿根廷，学习公共医疗体制和西医保健技术。引进阿根廷“产能过剩”的医生和输出阿国紧缺的护士人才。为富人服务。

无论是香港澳门还是台湾新加坡，就连日本法国都瞄准了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中国在理论上的“大众消费论”是拉动不起中国的内需的。票证时代的“计划市场”已经尝过“大众消费论”的苦头。改革开放误入世界穷人市场的浪费，使中国重复着“大跃进”的毁灭性的得不偿失。

核心根源就是我们否定市场效能的体制和观念。在接受市场观念时对金钱的消费龙头的“情感排斥”。例如对“家政产业、休闲产业和城市化”的现代化理念的“工农兵”认识。至到今天，中国理论界仍然以“大众消费为主题”去拉动内需。例如，投资海外低附加价值产业禁止中国国内休闲产业发展。限制购房置地等等。中国富人和精英掀起移民潮就是对中国“大众消费市场”的不安全感。

国外高附加值市场吸引中国的消费和国内产能过剩的低附加值产业形成“贫富对比”，也是中国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的体制只有两种选择：为权利服务必须毁掉消费市场。为资本服务必然拉动内需。南美提出的第三道路，是针对全球化的国际外交政策有用，对内仍然坚持为富人（资本）服务，才解决了民生困难。

所以，中国的“重商主义”争夺国际地位是”单刀赴会”的冒进主义，应该学习巴西和印度以及阿根廷的“为本国富人服务”的内需攻略，留住和创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才能增加穷人的就业岗位。继而进入全球市场才能提高投资的回报率。

例如足球，收买世界球星，一夜之间会使足球产业暴富。引进阿根廷高等医院，一夜之间就会减轻大医院的排长龙的看病难。解禁文化产业，一下就可以突破三百亿票房价值。拉动内需的事业不胜枚举。从市场趋向而言，中国不是没有内需，是中国体制上对市场的理解错位。“为富不仁”的传统观念本未倒置了消费性质。

大众消费是生存福利范畴。它的资金来源是就业。就业率高企业纳税也高，大众消费自然就高。不需要去拉动。中产阶层除了生存消费外，还有消闲消费和创意消费，这项消费文化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岗位。拉动中产和富人消费就是促进了大众消费。

全球化后的富人消费是无法用行政手段堵塞的。中国不干，外国会干，这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魅力。承认这个市场和否定这个市场对中国民生的意义重大。中国公安部领导最近指出，对妓女应叫“失足妇女”就是一种进步。让政治异议分子结社竟选也是一种文化消费，能让媒体增收和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

总之，富人和退体老人市场是消费的主体。拉动了这个主体，内需市场就活力倍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