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公民身份植入文化大省建设

                                 阮 思 余

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除了要在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精品生产、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精神塑造上大做文章之外，还要在公民身份建设上有所着墨。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所有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公民身份的发展。因为，公民既是这些文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又是这些文化建设的最终产出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将公民身份深深地植入到文化大省的建设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讨论相关文化建设的问题。易言之，正是公民身份建设的滞后，才导致了我们前述诸多文化产业发展的后劲不足。

将公民身份植入文化大省的建设之中，主要是通过逐步落实公民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自由权利与福利权利，来促进文化大省的建设。

尊重公民的自由权利，推进文化生产的转型。

公民的自由权利主要涉及到人们的迁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要通过落实公民的自由表达权，来促进文化生产的转型。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就是要重视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要以更加开放的思想鼓励和支持深入揭示现实生活、深刻反映时代特征的文艺创造、学术研究。离开了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发挥，离开了公民自由想象的空间，任何形式的文化生产都将不是自由创造的结果。

近年来，广东在言论自由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广东有全国最为发达的媒体市场与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在此基础之上，要扶植一批自由创作者，包括各种形式的文艺创造与学术研究，要在政策与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因为现在有不少优秀的自由创作者，可是，政府对其关注远远不够。有些非常有天赋的自由创作者，却由于生存的压力、资金的匮乏，导致难以全身心投入到自由创造之中，或者不得不放弃自由创作。毕竟，对自由创作者的尊重，也就是对民间思想与民间智慧的尊重。在这方面，广东完全有必要更加有所作为。

尊重公民的政治权利，推进文化服务的转型。

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包括参与权、监督权、申诉权等。要通过落实公民的参与权，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任何公共文化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政治号令、领导意旨与文化官员们闭门造车的结果。毕竟，公民自己最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比较适合他们。因此，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要充分尊重公民的参与权，通过公民更广泛、更具实质性的参与，来促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

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公民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这些参与权得不到真正落实，才导致民众无法真正参与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讨论。我们有太多的文化政策都是远离公民，远离公民的参与，导致这些文化政策要么不受欢迎，要么仅仅是流于形式，而无法深入民心，无法真正落实。要推进文化服务的转型，就必须改变这种文化政策供给的现状。简言之，只有公民广泛的、实质性的参与权真正兑现了，更为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才可期待。经济基础较为发达的广东，在这方面，完全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

尊重公民的福利权利，推进发展理念的转型。

福利权利涉及到公民的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等方面的权利。当前，尤其要通过保障公民的收益权，来促进政府主导的发展理念的转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收益权是其它权利保障的基础。就当前公民的收益权而言，主要是要切实提高公民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采用普遍的低工资制度。这一点在广东表现得最为突出。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已经表明，这种低工资制度已经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也很难再支撑下去。因为，普遍的低工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血汗工厂的声讨问题，而是涉及到全社会对政府发展战略的质疑问题。

与其说长期的低工资制度是资本的本性使然，不如说，是权力与资本达到一种高度默契的结果。富士康事件后，珠三角不少企业纷纷加薪，已经敲响了这种低工资制度的警钟，也掀起了新的一轮提高员工福利建设的浪潮。可是，有媒体和政府官员担心，由此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企业远离珠三角、迁往内地，进而大大影响政府的税收和社会稳定。诚然，这样的担心仍然是传统政府管治思维在作怪。政府不能为了增加税收，而使绝大多数人的青春与命运成为这种不断增加的财政数字的牺牲者。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福利权利转型的契机，也是广东、乃至全国发展战略转型的契机。珠三角的低工资模式在全国堪称典型，富士康事件又正好提供了一个改善福利权利、转变发展理念的契机，我们期待广东在这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总之，讨论文化大省建设，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民身份建设。这不仅是学理上的内在推演，而且也是现实中的迫切要求。简言之，没有公民身份建设的广东文化建设，必然是残缺不全的文化建设，也必然是无法持续的文化建设。只有切实推进公民的自由权利建设、政治权利建设与福利权利建设，只有用这三大公民权利建设来推动广东文化大省建设的转型，才能为文化大省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