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发表于《解放日报》2010-12-27）

凤歌背后看楚狂

    两千五百年前，楚狂人接舆路遇孔子而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听毕凤歌，赶紧下车，意欲上前与歌者攀谈数句，切磋一番。楚狂人接舆却并不待见他，扬长而去。

　　楚狂人接舆看透了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世道凌夷，他认为孔夫子周游列国，不辞劳顿，不畏艰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不识时务，太过迂腐和偏执，让他笑喷。他以怜悯的语调称孔子为“衰凤”，说，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都不可救药了，你又何必弄得一身臭汗，两眼晕黑？从前犯傻就算了，现在醒悟也不迟。孔子身在困境，内心寂寞如沙，遇此高人而未能接谈，想必惆怅万分吧。

　　孔子曾自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他言行相违，不能于乱世毅然抽身而退，一味地执著进取，围于匡而厄于陈、蔡之间，好多回被折腾得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方面，他非常清醒，将天下事看得通透如玉，教导弟子如何为人，如何处世；另一方面，他真有点逆势而动，天下大道已坏，无道已久，他还想用仁义道德去加以匡救，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告束手而无可奈何。

　　乍看起来，楚人接舆比鲁人孔丘清醒不止一百倍。他是逍遥自得的狂人──这里所说的“狂”并非真狂，而是佯狂，即任性恣意，有所不为──完全不与统治者合作，丝毫不沾现实政治的腥膻，只体现出知识分子消极的单面功能：抗拒现实，逃避现实。他缺乏批判现实的责任心和改革现状的使命感。试想，孔子这样的人多了，即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乱世仍旧是乱世，但社会良心犹在；接舆这样的人多了，对黑暗的现实冷眼旁观，只偶尔发发牢骚，于世道人心又何能救济分毫？其所谓之“狂”，仍是顺民的狂和逸民的狂，用来明哲保身，确实绰绰有余，对社会则殊少裨益。

　　近代楚人中的英杰都是救天下之大溺的济世者。自曾国藩开始，数得出的名字灿若繁星，他们撑持着百年风雨中摇摇欲坠、颓然欲毁的旧时家国，使之度尽劫波。这些“凤”又岂是衰凤？于乱世退隐田园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于乱世有所担当则非人中之龙人中之凤不能为之。在这一点上，我很难与同接舆的“清醒”。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是李白失意后写的诗句。他发此喟叹，不足为奇，但真要做到接舆那样遗世而独立，保持精神的涓洁，达于另一个极致，也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毕竟彻底的不合作就意味着穷困潦倒，终生与荣华富贵绝缘。

    乱世多的是趁火打劫的高人，多的是浑水摸鱼的好手，多的是杀鸡取卵的强梁，唯有孔丘和接舆这样不识时务的“执迷者”代表良知的两端：孔丘是入世的，是进取的，是合作的，他要兼济天下，解君忧，苏民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愿景很大，实现的几率自然是小之又小；接舆是出世的，是退避的，是不合作的，他独善其身，以保全自我为第一要义，君王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不求有功于世，但求无愧于心，这个愿景要低得多，实现的可能性自然要比前者高出数百上千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凡夫俗子岂能抛开“势利”二字去理解孔丘的政治哲学和道德理想，都认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瘾（官瘾）君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却九牛莫挽，百马难回。被冷落被笑骂被驱逐被困辱的次数太多了，一声叹息终于从孔夫子的肺腑深处迸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孔丘是不是百代宗师？他所标举的仁义道德是否具备恒久的普世价值？这篇短文不可能深入讨论。但他固执不舍的道义感、使命感和悲悯心，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都是笔者素所敬佩的。

    在乱世，但凡有点见识有点本事的人都会豁出去捞一票，十有八九还会不择手段，楚狂人接舆不肯帮忙，更不肯帮凶，与那些为虎作伥之辈、助纣为虐之徒大异其趣，如此看来，他的不合作态度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然而与鲁君子孔丘相比，楚狂人接舆缺乏担当，无所施救，仿佛灯烛与日月之别，二者境界悬殊，很难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