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谈中国农民还要“过三关”
    作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97岁高龄的杜润生前不久在接受《财经》杂志访谈时称，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如何能够在本世纪的中期，转移出去2亿左右的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近亿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最好建立农民协会。杜润生回忆，80年代中期他曾向邓小平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小平说，你的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先看三年，如果三年后，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八九风波”来了，顾不上这件事了。

    杜润生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动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民主在有利于稳定的前提下，在法制的约束下进行，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认为，对中国农民来说要“过三关”，除了市场关、民主关，还有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没有自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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