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者诗人获赵树理文学奖


【归来者诗人雷霆获赵树理文学奖】

大地的歌者

            ——雷霆诗歌简述

                                         闫庆梅

雷霆获得了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这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正如为雷霆获奖诗集《大地歌谣》作序的洪烛先生说的那样:“归来的诗人,早晨从中年开始”。无疑这里所说的“归来”隐藏着他曾经离开诗歌的意思,而“早晨从中年开始”我认为则是对他诗歌创作从品质层面的另一种赞美。离开是因为生活,归来还是因为生活。不同的是,归来的诗人比离开前情绪更为饱满,思想更为清明,脚步更为踏实,方向更为坚定。

我们看到,这本书所收录的诗歌,内容不同,风格各异,时间跨越较长,从最初的《梦中的老虎》、《致潇潇的十四行诗》,到最近的《我从岭上归来》和《官道梁的谷子熟了》,不难看出诗人的匠心所在。可以说这里的每一首诗歌都代表着诗人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高度及创作高度。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到诗人成长和成熟的轨迹以及他在此过程中付出的心血、煎熬和竭力坚守的诗歌精神。

没有终南捷径,没有一蹴而就,越来越感到诗歌之路着实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乎一开始跑的有过快,而在乎你是否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是冲刺的时候是否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如何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取决于运动员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程度,还取决于这个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雷霆以自己近三十年的诗歌创作经历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从美学责任讲,雷霆诗歌始终坚守抒情的本分,并在不断凝练语言的同时制造着汉语的无限惊喜。

抒情是诗歌的本分,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甚至可以说是抒情的需要决定了诗歌的存在。三十年来雷霆没有被任何“风气”感染,始终以踏实朴素和略带伤感的抒情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追求着自己的生命理想。正如他说得那样:“抒情的忧郁、忧郁的抒情使我的诗更加靠近了自己的性格和生活的积淀。”周所同认为“这种靠近就是人与诗的一致,生命与生存的一致,现实与理想的一致,良知与道德的一致,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一致,唯物与辩证的一致。”我觉得这种靠近还在于他诗艺的进一步纯熟带来的语言的高度自由。

诗是语言的极致,担当着纯洁汉语的责任。雷霆诗歌中的意象非常朴实,不外乎村庄、土地、秋天等,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但是他让这些事物在诗句里实现了精神层面的高蹈。诗歌的意义不在于歌唱和重复生活的原貌,而在于在最基本的常识里通过想象和词语的重建结构自己独一无二的精神家园,其首要任务便是纯洁灵魂并感动自己。读雷霆诗歌我们不会觉得生疏,也不会有所谓知识方面阻碍,但是流露在诗句内部的思想和情绪却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和理解的。任何文本的解读都有一定的误读的成分,但是误读的部分往往也是令诗人自己都感到非常惊异的部分。

诗歌的无限可能性或者说所谓的冒险就在于通过语言的重组,让词语超越自身的意义,在另一个世界里彼此碰撞发出火花,去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温暖那些倍受冷落的心灵。雷霆无时无处不再做着这样的努力,他的诗句毫无喧哗,他所有的郁结之处只在于如何让手中的词语成为呼吸,成为脉搏,成为风,成为雨。也许,他经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事物和什么样的事物在一起会产生美?什么样的情绪和什么样的情绪交织会产生一场精神的风暴?最重要的是,诗歌要在自己这里实现怎样的美学理想?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到底要完成怎样的艺术抱负?看得出来。诗人的思考从来没有超越诗歌本身的任何企图,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内心纯粹的诗人和艺术家。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雷霆三十年的诗歌创作无论是表现人情冷暖的抒情,还是对艺术和自我前途命运的认知与探索,还是对生命现象的关注,都始终坚守着一个诗人和艺术家的良知,他所有关于词语、结构以及意象方面的创新与实践都是为了抵达诗歌最大的可能和最有价值的高度。因为他非常清楚诗歌的无限和诗歌的局促。如何让诗歌的无限在他的诗篇中更多地延续,而让诗歌的局促最少的出现,这其中难度和纠结我想真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能够担当得起的。

从社会责任讲,雷霆始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寻觅着自己的诗歌之根,并将对民族、土地、民生的爱与关注倾注于诗歌内涵的不断创新之中。

诗人可以生活的很低微,很朴素,很安静,也可以生活的很张扬,很华丽,很热闹,因为怎样生活并不代表怎样思考和写作。作为诗人在诗艺方面的不断精修进取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一定要知道自己以及诗歌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说,一个会制造原子弹的人只是科学家或者学者,但如果他同时拿自己的学识开展反对利用原子弹进行战争的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可见,具有同样技能的人,因为有了不同的思想观,行为方式和影响便有了根本的不同。我想诗人当他的诗艺修为到达一定的水准的时候,思想也必定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种变化不是刻意的,而是不由自主的,也是一种自觉。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诗人能够明白这种担当背后的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期待更多的读者通过诗歌的教化内心能够更为笃定,思想能够更为精深,视野能够更为辽阔,精神能够更为纯净,生活能够更为幸福。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雷霆诗歌让我感到了内在的心灵的震荡,这种感召不是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实的,可信的,也是可见的。西方世界将诗人视为神的代言。他们认为诗人的存在便是神的存在。我们国家的诗歌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其精神的传承也是非常纯粹和执着的。历代诗人或寄情于山水,或托付于土地,流传千古的诗篇抒发的一定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雷霆在自己的诗篇中也寄寓了这样的理想。从最初的儿女情长到后来的关注民生再到后来抵达灵魂的质问,我认为他的诗歌已经或正在超越美学意义的要求,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为“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的重任。

当然,赋予诗歌这么多的社会学意义未免有些太沉重了。我们看到当下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单一和理想的幻灭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文学的低迷和影像的空前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人想要抛开利益的羁绊,进入单纯的诗意之境是非常奢侈和可笑的事情。现实的加速度驱使着每一个人必须加入到残酷的生存赛跑之中才不算枉费此生,而诗歌与生俱来的缓慢和孤绝的个性,只能使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远。

我无意评论现实,只是为雷霆感到喜悦,为他能在这个诗歌极度萎缩的时代,写出那么打动人心的诗歌而喜悦。他的官道梁诗篇虽然在形式上并无新意,但是在内涵的挖掘上却做到了绝对的创新。经过时间的洗刷,经过精神的锤炼,雷霆终于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根基,他回归到了古人的情怀之中,将内心托付于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和山川,以一个成熟诗人的心智去思考去生活,让官道梁的风一开始便具有了横跨时空的力量,他让我们看到了新诗的希望以及诗歌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独特地位。当然,雷霆还让我们进一步懂得,诗歌在承载大义的层面上虽然做不到覆盖面的宽阔和场面的宏大,但是一定能够做到内涵向下、向内的无限延展和思想的高度精粹。

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是不值得交往的,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不值得相信的,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不值得托付的。同样,一种毫无根基的写作也是值得怀疑的。作为诗人,雷霆是幸运的,穷尽一生之情,他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诗歌之根;作为歌者,雷霆也是幸福的,真爱是付出,他把所有的爱都要奉献给了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地。

雷霆获奖了,这是众望所归。他的获奖让我更加相信,诗歌自有公平,文学自有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