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8)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到河南

 

    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发生大饥荒，较大规模人口在和平年代里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在百万以上。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简称“十二条”。

1961年春夏之交时，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一天深夜，刘建勋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原来是毛主席要召见他……毛主席和党中央要派他到河南去工作。

紧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央正式与刘建勋谈话：“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

7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河南军区第一政委。

那时的河南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习仲勋先后来到河南进行调查研究，都发现和批评了当时河南省委的一些错误做法。李先念看到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后，对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西路军失败得很惨，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李先念回到北京后，对邓力群说：“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河南“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

1960年10月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批以吴芝圃为首的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麻木不仁等严重问题。

原河南省委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三人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潘复生平反后，刘建勋与他刚一见面，潘复生就放声痛哭，长久不止。刘建勋只能以“老同志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等话相劝。

当时，河南省的整个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都遇到严重困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深入信阳、豫东等地调查研究，看见广大群众因为没有饭吃而身患浮肿病，又是难过，又是生气地说：“河南的领导干部，就是怕资本主义。”

1962年春，副总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

河南的某一个村子有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血书，却被扣压，并且要查处“肇事者”。信阳地区扣压的干部、群众上告信件就超过了12000封。

周总理教刘建勋“磕头化缘”

刘建勋到河南上任，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到北京开会时，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对他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

刘建勋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鱼笳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湖北的王任重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要红薯干……他又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找到东北农垦局的党委书记张林池，要到了几千吨粮食。

刘建勋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做出一个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买车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这一条，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他们还妥善处理“反右”以来原省委对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三次大的伤害和分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借地渡荒

所谓“借地”，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吃饱。

河南省委的“借地渡荒”政策和安徽省等地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一样，都是后来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和先声，对解决当时的饥荒是起不小的作用。但是实行“借地”后不久，刘建勋他们便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后来由他承担责任，向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检讨。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年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1961年5月，王昭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使王昭非常震惊。王昭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王昭后来在“四清运动”却执行了左倾路线，对青海省造成了重大危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整，因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

 

 

                       60年代逃港潮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危急，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努力扭转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地方上，也有一批务实派官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全县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而促使宝安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集体逃港”风潮。

宝安、香港两地民众原本往来密切，贸易频繁，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但到了1956年，边境遭到封锁，宝安群众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止。政府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给边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在宝安，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宝安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泅渡通常是首选。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严厉的。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对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手持一根四尺多长的木棒逃往香港。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宝安地区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

在香港方面，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一开始对非法入境者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

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陶铸六下宝安，为宝安的发展“支招”。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此后，宝安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宝安县在陶铸等人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则是在大饥荒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激进政策的一个“修正”，也是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对于逃港潮，广东省政府初期也不是一味的“堵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然而，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外逃之风愈演愈烈，并于1962年4、5月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局势已经很难控制了。据估算，从1961年到1963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

1962年4月到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逃港潮”，从广东省到宝安各级部门高度紧张，做出重重部署。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逃港者就有7474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

面对逃港现象严重的状况，宝安县委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外流偷渡人员。最后由广东省政府领导亲自出马。5月22日至7月8日，当时的省委书记亲自挂帅并到宝安现场指挥。在此期间，经过堵截，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押解回来的15523人，收容35872人。

到了8月，宝安方面的边防管理政策又开始松动。在陶铸等人领导下，此时广东省对逃港一事仍然持较宽松的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陷入混乱。据统计，文革的前几年，内地越境到香港的人并不多。到了70年代初期，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没有关系，被迫留在农村的广东沿海知青苦于没有出路，邻近的香港成了他们重圆城市梦的另一条渠道。然而，偷渡要冒巨大的风险。巡逻的边防军配有嗅觉灵敏的狼狗。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要被关押一两年。知青们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

1974年底，港英政府开始边境堵截，实行了“抵垒政策”。所谓“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获得居留权。

逃港风潮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979年与1980年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随捕随解”政策。

1979年5月6日，一则传言引爆了最严重的逃港风潮。传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在5月6日这一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3个县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老百姓冲破边防线，深圳市委没办法，只好调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全动员起来，抓逃亡，也抓不完，人们就是要往香港冲。

为什么要逃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0.7元钱左右，而香港的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悬殊近100倍。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1967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在饱受凌辱后，借一次到广东演出的机会，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在70年代末，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了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随后，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结果，深圳河两边的两个“罗芳村”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那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据说，在他们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说：“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79年4月，邓小平做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980年8月，在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延续近20年的逃港潮终于终止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到了21世纪初，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