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9)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进口情况

 

    从1958年起，受“浮夸风”影响，我国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1959年和1960年我国出口了过多的粮食。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已很突出，但是，当年国家粮食净出口达250万吨，加重了粮食困难。

1960年底，陈云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军火以及战略物资的禁运，并不包括粮食这类生活必须品。1961年我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然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是，美国粮食最终通过转口法国进入了中国。

1961年，中国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但苏方表示，无力向中国出口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当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提议以借用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接受了。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我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文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拒绝了。

在1961年我国合计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需4亿美元的外汇，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需5亿美元。而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为了筹措外汇，支持粮食进口，国家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共出售了黄金81万两。

1961年，中国政府还利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来进口粮食。一般是首付40%现款，60%延期付款一至两年。

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建设”的工作方针。据此，外贸部确定了“吃饭第一”的进口原则。

全国减少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服装的消费，把这些产品用于出口。通过每人再减少一尺布，国家又筹集了可以进口10亿斤粮食的外汇。

 

 

                   毛泽东认错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与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李达等人座谈。会上，李达问毛泽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当毛泽东表示持肯定态度后，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其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此时，有旁听者示意李达不宜再讲下去。但毛泽东并未生气，让李达继续讲下去。李达就不留情面地批评道：“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这场争论过去，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传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王稼祥与“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早在1958年，王稼祥的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王稼祥找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到他家里去深谈，他们二人抱头哭了。

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

王稼祥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1960-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对外援助得最多。

1960年，正在中国人饿肚子的时候，我国以政府的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一万吨，又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1.5万吨小麦。

王稼祥写的建议信，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在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陈毅认为，对外援助“要算政治账”。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王稼祥与夫人朱仲丽

毛泽东的“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康生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不久他就被撤消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1979年，中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

胡耀邦说：“总的来说，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

 

 

                  毛泽东不吃肉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张景芳一直跟随在他身边。毛泽东和卫士聊天。毛泽东说：“天灾是有的，工作中我们也有失误，有错误不要紧，有错就改，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像赫鲁晓夫，文过饰非，把错误全推给别人。我们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谁能没有错误呢？我也有错误。”并问张卫士，“我的错误三七开行不行？”接着又问，“四六开行不行？”张卫士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吃肉，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一天两顿饭，夜里12点前后一顿饭，晚上七点半一顿饭。如果江青在，晚上那顿饭固定和江青一起吃。如果江青不在，两顿饭都是张卫士和主席一起吃。毛泽东平时生活很俭朴，也很注意节约。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吃饭掉个饭粒都捡起来吃了。

有一次吃红烧海参，毛泽东见张卫士不吃，就说：“吃呀，好吃。”并往他碗里夹，由于海参太滑没夹好掉在了桌上，毛泽东又把它捡起来吃了。

有一天，上了一盘回锅肉，毛泽东说：“我讲过多少次，不吃肉了，你们就是不听，从明天起不要再吃肉了。”第二天，张卫士把主席的话向汪东兴做了汇报。汪东兴说：“那怎么行呢？主席工作那么累，哪在乎这么一点呢？等主席醒了，我和他谈去。”

汪东兴和毛泽东谈了，结果双方作了妥协，改成半荤半素。两个纯素菜，两个小菜里适当放些肉。毛泽东又对张卫士说：“我个人节省这点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可你不要忘记，我们国家是个大国。所谓大国，也只不过是人口大国而已。如果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一两肉，全国每天就能节省将近一亿斤粮食，一亿斤肉吧？”

 

 

 

           美国中情局秘密报告评估中国

 

    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解密了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其内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到1976年对中国大陆形势的评估和预测。

美国中情局对于1959年以前的中国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是比较正确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中情局关于中国发展的预测，在“大跃进”后经济增速上是错误的。中情局认为“能保持和过去五年大抵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为10%-13%。

中情局的报告指出：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乡社合一，“试图建立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把“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从而构成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

报告还分析了毛泽东宣布辞去国家主席而保留党的主席后引起的种种猜测，认为虽然在一系列政策方针上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作为党的主席，他仍然是国家的一号人物”。其理由是，：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

中情局断言，即便因为毛泽东去世或丧失能力而导致党内权力斗争，也“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

中情局认为中苏同盟不会破裂。直到1959年7月28日，中情局仍断定：“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

他们认为中苏在战略利益上完全一致，他们要对付的共同敌人是美国，所以不会自相残杀；此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倚赖苏联，所以必然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可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庐山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半年后，中苏反目成仇。

在谈到核武器问题时，中情局认为，“到1963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核武器“，苏联可能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是按钮将掌握在苏联人手中。

他们在这方面的判断又错了。中国在1964年10月就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