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输液不能医患各打五十大板
杨于泽

　　去年12月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曝，上年一年中国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液8瓶，远高于国际上2.5-3.3的水平。《北京晚报》昨天有个调查性报道，说输液主要是治感冒。医生收入一半靠药，他们能开输液不开口服；病患或其家长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自愿选择输液。
　　这样的调查，看似全面、客观、公正，既指出了医院与医生的责任，也不留情面地“批评”了病患或其家人的不是。这实质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去年5月，《中国经济周刊》曾刊登报道，指中国剖腹产率高达46%，世界第一。当时该刊也将方方面面各打五十大板：医院趋利，医生嫌顺产钱少，政府拨付经费不足，保险公司不设“生产险”，妈妈为了保持体形自愿剖腹。大家都有错，也就没有谁向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在输液、剖腹产中，老百姓是受害者，而医院和医生是获利方，就算双方都有错，但既然医院与医生从这种错误中获益，他们在道义上就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主要的责任。
　　研究医患这对矛盾，我们必须承认，医生是主导者，患者及其家人是被动的一方。病患到底患什么病，应如何治疗，这是一个专业问题，主动权掌握在医生手中。病患及其家人在医学上是外行，如果他们自作主张，那也不是医生听从病患要求的理由。医生有医学上的权利，也有伦理与法律上的责任，按医学原则作出治疗安排。
　　将将方方面面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给医院和医生的牟利行为开脱了责任。这样做不仅模糊是非，而且使我们面对问题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实际上，全民输液也好，一半孕妇剖腹产也好，问题的根源只有两个：一是办医的逐利机制，一是政府监管缺位。
　　现在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的医院，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结果是医生开的处方越大、用药越多，获利越大。加上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拨款不足，医院在制度上鼓励医生过度医疗，谁下手重，谁奖金和提成就多。所以朱之鑫说，“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医疗市场极端缺乏政府监管。长期以来，我国医疗领域管办不分家，公立医院与政府卫生部门是一家，医疗行为处于无人约束状态。开多少药，用哪些药，医生有完全的自由。但我们看迈克尔·杰克逊猝死后，大家都以为杰克逊是自己死的，但警方突然介入，检察官指控其私人医生穆雷在治疗其失眠症时用药过量。这说明，美国医生的处方权是受到政府严格监管的，医生必须为处方承担法律责任。而全民输液表明，中国医生显然是自由得过头了。
　　经过以上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言自明：一是要尽快医药分家，消除医生用药的逐利动机；二是政府监管到位，给医生的治疗行为套上紧箍咒，使医生成为为自己的专业行为承担责任的“责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