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行动的停滞：新世纪十年祭

陆铭

如果不是有一天，脑海里突然如电击般闪过一个问题，我几乎忘了我们正在跨越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这个问题与我直面时，我无法躲闪，我怔在那里，回答不出，以至于我写信给同事们求助。

我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十年，改革做了什么，经济学做了什么？当我这样问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今天，我们当然难以想象，30年前人们还争论劳动是否是商品，市场经济这个词能不能提。但不管怎么说，在狂飙突进的80年代有农村改革和双轨制，在锐意进取的90年代有国企改革和分税制，而且这段历史留下了经济学家的声音。那么，过去的十年呢？——一声叹息，不用多，就一声，重重的。

今天的中国，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几乎剑拔弩张，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政府部门已经成了一个有自己利益的群体，税收占GDP之比仍在不断上升，垄断部门的背后无不是政府的管制，“国进民退”还在继续。地方与地方之间市场割据，每个省、每个市甚至县，想的都是本地的利益，他们说他们管不了全国的事。城市居民考虑的是如何把外地人挡在外面，不让他们分享自己的福利，在全国城市常住人口即将要跨越一半的时候，有些城市的外来人口早已经是多数。……改革缺乏共识，公共利益被严重忽视，在某些局部甚至出现倒退。当然，从学理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今天的难题都是80、90年代改革的后遗症，但历史不能改写，当下的行动停滞如何能用前辈的疏漏来作借口？

我必须承认，过去十年，经济学研究的进步速度堪比神州火箭，回头来看，甚至五年前发表的论文都已经不能入眼。论文越写越多，居然还越写越好，在宏观上打破了量多必然质次的微观规律（是这样吗？？？不能不深致疑问。当然，陆老师可能有他自己的“好”的标准，如同大跃进时期也有“超过陈寅恪”的标准，只不过，陆老师的标准可能是“洋标准”，所以他底气很足，不过，大跃进诸君的底气更足。但是，即使用“洋标准”衡量，中国经济学，这十年间，有没有一篇文章可以达到《社会成本问题》、《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或《n人非合作博弈》的水平？当然，整体上，我同意这篇文章的看法，但这句话，陆老师似乎有贤者之失）。但，经济学研究到底为改进社会福利提供了多少智慧？我无意批评，我只是问自己，我没有答案。个人的学术研究从来不需要用一个实践中的操作来肯定其价值。我只是在想，当文学家声称他在墙和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时候，社会科学家是不是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想想鸡蛋的问题？不至于等到哪天鸡蛋要说话的时候，冲在前面的只有文学的激情，没有科学（峰按：应指严肃的社会学科思考）的力量。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要过去了，其实，这也是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我突然觉得这意义非同小可，尽管它悄无声息。请原谅我放下手头的正经事，写上面这段文字。这使我仍然记起上世纪末曾经红旗飘飘，而且白衣飘飘的大学时代，提醒我把方向望得清楚，把羽翼张得丰满。我们是读北岛长大的，但他今天对北京老城大白菜味的回忆实在无法感动我。我们没资格回忆，因为回忆里没有功勋。当孩子张开双臂，奔向我们的怀抱，我想，在下一个十年，当他们懂得什么是忧愁的时候，世界应该少一点冲突、怨恨与苦难。

(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应当可以类比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或清代的乾隆晚期。没有大规模战争，小市民在麻木地“享受”着所谓的“幸福”。朝臣经济学家争相论证着“发展”的“奇迹”，赞叹着“道路”的正确。

    矛盾和危机，已经在这十年间酝酿成熟，就像一个还没破溃的大疮，里面已经鼓满了深黄的脓汁，外面看来，则是艳如桃花，美如乳酪。)

【按】      

转载陆铭老师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因为我和陆老师有同样的感受。    

    我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上午和梦君聊天，才蓦地记忆起八十年代的美好。那时，人们对知识，对人格，对道德，还有一些尊重，东方传统的人情味，还没有流失太多，言路也比较开放。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那时的天，似乎很蓝，飘荡着邓丽君或苏小明的歌，街上、屋后面的小山上，傍晚有吉他的弹奏，人们在书店里排着长队，只是为了买一本《安娜·卡列尼娜》。

    现在，不说了。

    [复按]

读陆老师的文章，我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具体到经济学这个科目而言，为什么近十年来研究方法的日益“规范化”、“主流化”，“主流主流再主流”的口号，或者“主流方法+本土数据”的路数，使得具有真知灼见而富于影响力的文章越来越少？？中国的那些研习经济学的最聪敏的头脑，是否又被引入了一个“局”，做起了像古代士人研习八股文那样的无用功？哈耶克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以另外的方式说的），他对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