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出现所谓的“官二代”等词汇，在社会和媒体上频繁出现，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让社会群体关系紧张和社会矛盾加剧，一些不稳定和不安宁苗头出现，这实际上体现了在社会上确实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官民”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官民对立倾向有日益加重的趋势。

　　有社会就一定有社会分工，从本质上讲“官”与“民”其实是一种社会分工现象，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的关键是分工如何实现，个体社会身份如何产生，如果官与民在各自内部再生产，那么就说明社会公正性将受到强烈质疑，必将让公众对这种现象普遍不满和抱怨。

　　  目前，官与民身份的内部再生产过程有了一定的倾向和苗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身份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干部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一旦某个人取得了干部职位，基本上就可以终身享有，也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干部职位终身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先生富有勇气地率先打破了干部职位终身制，但直到目前干部身份终身制并没有被废除，一个人一旦担任官员，那他将终身享有官员身份及其相应的干部福利待遇。

　　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分工中最强手的职业是做官，官员晋级向来是中国社会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官本位”现象和思潮泛滥，连庙宇中的方长都有处级、局级之分，企业虽然一直强调取消行政级别，但实施上依然存在级别。高等学校也分副部级、正局级和副局级，事业单位和各种协会也有级别。之所以产生如此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官员权力过大，而且受到的约束十分有限，许多官员都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正因为如此，某些腐败官员才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福利待遇，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来寻租，可以利用权力让子女或亲属非法获取商业利益的特权。

　　由于官员身份具有“高金量”，因此其社会吸引力就很高，一批批人前赴后继的涌向这个令人羡慕无比的职业，更有甚者，某些官员们不仅自己贪恋权力，还会不择手段地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权力“世袭”，选拔合格可靠的“接班人”成为一种正当性和合法性。某些官员可以凭借权力将自己的子女或直系亲属等“塞进”政府权力机构，权力世袭倾向明显，而那些没有官员背景家庭的子女进入权力机构的机会日趋减少。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古代农民造反时提出的强烈质疑，当今社会对官员内生现象产生抱怨就合乎逻辑。社会要进步，要公平，要和谐，必须打破官民地位的再生产循环，打破社会结构固化，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让权力受到有效控制和约束，其核心是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和充分发扬社会民主。

　　但是，社会改革动力何在？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尽管被无情剥夺机会的人可以呐喊、呼吁和抗争，但这些力量不足以推动改革和进步。这需要国家执政者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加快社会变革和进步，因为权力再大，阻力再强，当社会底层出现愤怒而失去控制之时，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官民对立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近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民众上街抗争导致的政治危机，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莫让“官民”对立演变成社会“撕裂”局面，这是执政当局必须重视的社会问题，也是必须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当众多出生贫贱、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受到各种歧视性制度限制而看不到未来希望尤其是陷入绝望时，可能就会走向极端行为，那么整个社会治理秩序就可能真正陷入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