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5)
毛泽东批评包产到户
还在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永嘉县农民就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这个县24岁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发现农民对合作化抵制得很厉害，普遍窝工怠工。于是，他在县委支持下，采用包产到户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极佳，结果包产到户之火烧过县界燃向整个温州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首次试行包产到户。不幸的是，这次试验被诬为“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半途夭折。李云河也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改造。
1959年夏季，迫于求生，又有人再度出头，搞包产到户。新的带头人是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叫耿起昌。他在1959年5月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他要求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
洛阳也壮起了胆子。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推行了“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的办法。全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包产到户，1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不止河南，江苏、湖南、甘肃的一些地方也搞起了包产到户。
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包产到户被看作“右倾”思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到1959年末，各地包产到户均被强行取消，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的试验夭折。
1961年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求生本能再次冲破了重重警戒线，包产到户第三次卷土重来。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把扭转困难局面的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
这一次起点在安徽。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到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范围内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大约1亿人。
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一年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1962年春，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湖南乡下调查，显然是寄于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
田家英起初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了田家英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们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原本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调查结束，六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家英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先听听反应。
田家英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表示赞成；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度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一贯体谅农民的邓子恢自然不落人后，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
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猫论”。7月7日，他在共青团一次会议上讲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 田 家 英
大约7月10日，毛泽东从邯郸回到北京。
毛泽东刚回到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田家英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怎么做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有作任何表示，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妻子董边问他：“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这次田家英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一肚子苦衷。
董边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
毛泽东回来当晚，应陈云之约，与陈云夜谈。陈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并存，现在应当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面没有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生气地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游泳池谈话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召集会议，当面批评田家英回京后，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却在居仁堂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一个多月后，8月5日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问道，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毛泽东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些知识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毛泽东又说，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
三天之后，毛泽东怒火冲天地对中央主要负责人说：“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
邓子恢、曾希圣都被点了名，还隐含着批了刘少奇。随后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挨了批，毛泽东更加深了他对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的印象。江青乘机给田家英扣上“资产阶级代表”的帽子，并到处宣扬。
自毛泽东发火之后，政治局成了“一边倒”，所有的人都成了包产到户的坚决反对者。
至此，包产到户第三度偃旗息鼓，农村经济继续陷入凋敝的困境。
刘少奇回乡搞调查
1959年庐山会议后，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多次提出要“降温”。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对形势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准备下去进行调查，回湖南老家，住在群众家里，实行红军睡门板、铺禾草的办法，摸清农村的真实情况。
广州会议后，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开始他长达44天的湖南乡村调查。刘少奇在出发前指示：“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不忧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他只带了两个秘书，省里则派了公安厅长随行。
从长沙向西南方向约走七八十里，便进入宁乡、望城和湘潭三县交界处。这天下着细雨，他们在一个猪场住了下来。
次日，雨过天晴，人们也弄明白了，原来这个猪场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临时把几个村的猪集中到这里，检查完了就把猪又送还各家了。刘少奇认为这是“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典型事件，决定解剖这个“麻雀”摸透这个乡和县里的情况，刘少奇和王光美就在这个农舍里住了18天。
来到湖南农村，所到之处死水般的沉寂，离开家乡已经41年了，他本应有游子归乡的喜悦，可是刘少奇此刻的心头却如铅一般的沉重。
刘少奇调查的第一站就是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刚来时，干部群众由于经历了过火的斗争，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对此刘少奇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有一天，会场上，人们正数着人民公社、公社食堂这样好，那样好。一位老人站起来，摘下青呢帽，恭恭敬敬向大家鞠一了个躬，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会场霎时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因为那鞠躬的老人就是刘少奇。 夜宿猪场，心忧天下
刘少奇来到湖南搞农村调查，先是在长沙、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听的情况虽比在北京多了一些，但仍是真真假假。于是，他又亲自来到长沙县当时树立的一个典型大队作实地调查。哪知这个大队被人统一了口径。前来参加会的人，异口同声，歌功颂德。可就在刘少奇来湖南的路上，看到了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
刘少奇走家串户，察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众谈心，同时也给他们透底交心，他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对多数人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诚换来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消除了顾虑和抵触情绪，大家都愿意找他谈心。
“大跃进”中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公共食堂。群众议论中，最烦心的也莫过于公共食堂。他知道食堂问题已是关乎民生的焦点，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在中央调查组来湖南向他汇报时，他明确表示，在办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5月8日，刘少奇一行驱车来到他阔别41年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由于大办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原本茂密的山林，也被砍成光秃秃的瘌痢山。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大队，竟然也搞什么“十大建筑”，放弃良田和鱼塘，还将45户农民的房屋拆掉，并把十几户农屋占为公用，说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老家几天，刘少奇虽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与干部群众接触毕竟有限。于是，他就在自家老屋里，邀来农民和干部座谈，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活跃。
家乡之行，农民的衣食温饱，刘少奇感同身受，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他叹道：“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