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说明，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拙，但是理性的翅膀一旦拴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以“经世致用”为例，它将对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排除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之外。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倾向，在客观上却限制了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我们要反问，纯粹理性的发展有必要吗？从肖先生的文章来看，似乎又没必要。客观的说，在科技创新、纯粹科学方面，有的西方人确实比中国人要活跃的多。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点是完全符合几何学概念的，而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但，这样的回答显然在科学家眼睛里是多么的荒诞不经。而创新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黑格尔曾说: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如果没有形而上学, 它就象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 我们可以说: “一个没有实践智慧而光有科学技术的民族, 就象一座没有神灵的祭坛”。因为没有实践智慧, 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时代的本质和问题, 也根本无法知道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和任务。实践智慧正可以使我们作为真正的人(海德格尔说本真的人) 对自身、人类和世界有清醒的意识, 这也就是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最后所说的, 才使我们踏上了知己、知物和知神这一崎岖而艰辛的道路。（洪汉鼎《论实践智慧》）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