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中国一流高校学子耳朵的名字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在2001年安然破产之前加上安达信，是“五大”），这不是偶然的。9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基础——先是电信、然后是能源（石油石化）、最后金融一个一个面临改制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资金问题——朱老板确定方向是到境外圈一笔钱回来，自然就需要“国际认可”的证书——会计、法律，最后是证券的承销，中间的改制包装还需要请“专业”咨询团队出出主意（早期是真心实意相信咨询公司能给药方的），由于中国这几个领域的部门要么缺失（咨询公司）要么混乱（比如律所），要么自己都还在改革（会计、券商），这里面哪一个离不得开外国人？会计的审计等活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数字体力活”，而那几个从部委分割出来的巨型央企千头万绪，正好提供了大量的业务需求，所以从北大清华招一批点货的人，算账的人当然是最合适的。大概从90年代末到2003年，“四大”会计事务所是北大的经济院系（光华、经院）的最重要的就业去向，而从2002年到2006年，是其他文科院系，如政管、社会、法学、中文、新闻……的学生的去向。四大的本科起薪当时是4500以上，研究生再加数百，还算可以，但总是流传了很多超额工作、生理紊乱的恐怖传说（的确是真的）；接下来是法律事务所，大约在21世纪初，中国一线城市出现了一批由海归或有经验的土鳖法律人建立的，最早目标在于服务外企进入中国的律所，我所了解的少量情况来看，似乎其中最著名的是方达所，这类所的公司氛围和外企毫无二致，简单的说就是两句话要加个英文词的假洋鬼子满天飞；大概同期名声远扬的是管理咨询公司——最著名的是麦肯锡、BCG、贝恩、罗兰贝格等，在后面是从专业公司转型的如毕博咨询、埃森哲、IBM等，他们在北大清华扬名的时间大概从21世纪初延续到2005-2006年左右，本土入行职员（consultant）薪资大概在10-15万元上下；再下来端出来的是外资或准外资券商（投资银行）——主要是美资和欧皮美骨的十大券商和中金公司，他们进的最晚，给的薪酬最高，从90年代末起的国企改制上市发家的中金大概在2002年左右大规模进入北大经济院系学生的视野——因为它不可能老是靠招“经验型香港人才”来干活，得有些大陆子弟跑腿，那时流传的“惊人高薪”是起步8000元，再加上种种“不可变成现金的福利”可达到2万元，相伴随的则是某新入行的兄弟“天天复印材料生了病耳朵差点聋了”的传说（朱老板为什么要请北大毕业生来干复印店伙计的活呢？浪费人才可见一斑），至于其他外资投行，他们进入中国其实是比较晚的，大约在2003年下半年才逐渐显露头角，到2004-2006年，高盛和瑞银曲线进入中国后才打开了大门，但因为长期以来奉行高门槛“精英原则”（拿名牌高校生干数字体力活甚至文字体力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到香港的亚洲分部或者北京办事处工作，所以招人极少（每家公司按个位数计算），可是因为薪资极高（按那时汇率折合近50万人民币），再加上光华等院系的长期舆论导向，所以他们的宣讲会都变成人头攒动的盛会（当然，在美国也是如此），形成了中国一流高校内就业宣讲营销市场高度的不对称。

既然证券业是2003-2004年以后最热门的就业方向，直到最近仍然是最热门的方向（尽管中资机构已经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外资），我就岔开一笔，略微对于中国证券方面的发展历程做个粗勒但力求完整的介绍。证券行业大概分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香港的资本市场，两地债券市场至少在前几年都不发达，因此基本可以认同为股票市场。中国大陆的股票市场按照时间可以分为散户时代、大户时代（90年代早中期）、庄家时代（90年代中后期）、券商时代（1999-2001年）、基金时代（2003-2008年）、私募与基金共存时代（2008年下半年到今），不同的时代决定了哪个机构热门。值得书写的历史大概从庄家时代起，庄家时代兴起于90年代早中期各地放手财政一搏，套着“省国投”名目的官方庄家和草莽民间庄家相互厮杀，亡于《财经》系的打黑行动（财经系的兴起与南方系的兴起都是打黑，只不过一个打经济黑，一个打贪污和黑社会）；券商时代兴起于99年股市复苏，在股市高涨下为了引资而搞的代客理财业务，亡于在2001-2005年的漫漫熊市中代客理财带来的巨额亏蚀；基金时代兴起于《财经》和官方鼓吹的“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更理性更专业”，“向美国模式看齐”，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过打击，只是人员因为巨额暴利的吸引流向私募基金行业；而私募基金行业的兴起一方面缘于中国法律在信托业务和合伙制企业方面的放开，一方面缘于数年经济发展累积的充盈资本的快速牟利需求，如何遭遇挫折？——也许创业板的大调整是一个节点。

那么外资券商在这十几年的发展史中什么时候吃的饱什么时候开始饿肚子呢？外资券商进入中国揽业务的兴盛时期大约在90年代末延续到2007年，2009年之后又进入了一个自己吃的还可以但是得开始分羹给中资机构的新时期。90年代末到2007年这个兴盛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90年代末到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还在调整的相对低谷中徘徊，社会关注热点是原有国有机构的“转型”，而外资券商的机会就在于巨型央企海外上市融资的机遇。于是他们和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香港物业评估机构等小伙伴们一起杀进来，中国饭吃的相当不错，此时他们进一步的期望是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让中国像香港那样变成他们垄断的天下；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方向立即从90年代末的“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中求外”，变成“外资赶快抓住中国基本面带来的生意机会”的“外求中”，这时的“外求中”主要有上下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中国的草根拼搏起来的中型乃至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典型的如2002年上市的比亚迪，为什么外资能够吃到这口饭？因为2002-2005年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正好是中国股市被“股权分置改革”、国内券商破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强”等话题困扰的焦头烂额的时候，证监会因为历史原因先天缺乏解决能力的素质，一个《财经》系就能搅得国内舆论纷纷扬扬，中小企业没有办法，只能去香港乃至美国和英国融资，一个个都把业务送到了外资手上，另一层则是中国的金融企业的改革和上市，也就是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挣扎的银行的资产迅速好转而且高速增长，另一件事情是外资纷纷入股银行成为“战略投资者”，当然，事实证明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把中国的银行推成了全世界最大，且质量还可以的银行阵容，而外资的“战略投资者”的唯一作用就是在金融危机后套现成了自身的救命稻草。我们一旦把这近十年的历史梳理下来，马上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外资券商在2003年之后开始大举进入北大清华招聘并在那几年形成那么巨大的声势——因为中国创造了真正的机会（非90年代那种单纯的国企改制机会），同时国内的券商却自身难保；同样，我们一样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之后外资券商以及中金都在中国业务上至少是相对的走下坡路：因为中金和外资最有垄断力，获利最丰的央企改制上市随着大型银行上市的完成，大单机会少了，另一方面，外资券商在2004-2006年进入中国的努力费了半天周折，在总算有了一两个突破后却因为带着傲慢的惯性而在业务上成果寥寥，同时，2006年起的活跃的中国股市给大批中国企业特别是券商企业补充了弹药，而获得了居民大量储蓄资金的中国基金们更认中资券商的服务。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外国金融势力除了再忽悠忽悠中投这样的机构，很难有基本面再牛下去。但是，他们在北大延续制造的崇拜文化却还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