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周恩来的祭日，35年过去了。当年，长安街上百万人在寒风中相送，感人的场面不知对当今为官者是否还有触动。周恩来为何会得到民众的敬仰和怀念？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周恩来喜欢佩戴“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为人民服务”是他一生的写照。在周恩来去世的纪念日，我建议——当今中国所有公务员，在工作场合、工作时间，都应该佩戴“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以便时刻牢记这一最基本的原则。
    与“为人民服务”相伴的就是“大公无私”。说起“大公无私”，我们可以说很多理论上的内容，也可以说很多中国的历史故事，但我想换一个角度说说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西方影响很大的宗教以“人性恶”、“人之原罪”为基本点。由于“人性恶”的出发点，西方政治的普遍原则是：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政府。为了避免“人性恶”的坏结果，唯一有效的就是制度。于是，选拔政治家等于是找一个能被大家共同接受的“恶人”，因为，他的“恶”与民众普遍的“恶”有最大的公约数。而制度，不过是防止他“恶”过头，或者是防止他的“恶”妨碍了大家的“恶”。它造成的结果是，制度在“恶之本性”面前，永远疲于应付，制度的漏洞总是像“亡羊补牢”，即便说“为时不晚”，但奈何不了层出不穷。
    西方的政治理论还牵涉到谁在制定制度。本质上说，制定制度的不过是有权势的“恶人”，但从理论上说，民主的意思就是指全体“恶人”共同参与制定制度。虽然可以从正面说，“恶人”由于熟知“恶”，因而会对防止“恶”有更恶的招数，但是，全体恶人共同参与制定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常态来说，总是少数恶人成为制度的制定者。不管是全体恶人还是少数恶人，秉持“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的精神，我们也可以心怀恶意地追问：恶人制定的制度，难道就不会故意给自己作恶留下一个安全的后门？小布什总统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如此一来，全体恶人是否可能选一个较无能的恶人当领导，以便自己自由自在地作恶？
    从实证的层面，我们很难认定“人性善”、“人性恶”孰真孰假。在哲学层面或者潜意识的心理层面，一般都认为，心理暗示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心理暗示未必百分百有效，但是，善的暗示，总比恶的暗示强。因为，毕竟善还是一种力量。在西方“人性恶”的社会，也有善的力量。只不过西方认为，善的力量来自上帝，而非来自每一个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确实有很大不同。基于人性善的认定和强烈暗示，中国人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信任的，善存在于人际关系中。叫做“恻隐之心”也好，叫做“已所不欲，勿施他人”也好，都是发自每个人内心的善。而在人性恶的环境中，谁都不能信，只能信上帝。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宗教为了招揽信徒的低级伎俩。而在世俗社会中，西方“人性恶”的理论就演变成：谁也不能信，只能信制度。悲剧在于：唯一可信的上帝，从来不会为恶人社会制定所谓制度。
    相信人性善，人性未必就会善，人性之中总有自私的成分。于是，中国文化孕育了一个最伟大的成就：祖先崇拜。现代中国人批判祖先崇拜总是说它导致守旧、复古。事实上，我们还应该看到祖先崇拜的另一面——被崇拜者是古代的祖先，但是，我们也会成为未来后人的祖先。祖先崇拜不只是追溯源头，它与惠及子孙是相通的。亲情可以算一种自私，但也包含小范围内的无私。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亲情中的自私被亲情中的无私冲淡。即便每个人都是恶人，也很难“恶”到只为自己，他的“恶”至少还要顾及到祖先和后代。当祖先的队列非常庞大，当子孙的构思非常久远，个人的自私，便在大量亲情的无私中，被冲淡了。尤其当中华民族自认拥有共同的祖先，哪怕他不是纯粹血缘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当我们认定自己也是子孙中的一员，其他人，不管是否相识，都是我们的同胞；当我们认定自己的子孙也是这一“人性善”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时——不能对不起祖宗，不能对不起后人——就成为“大公无私”最可靠的基础。
    自私与无私，在中国的祖先崇拜文化中，就这样得到了转化。自私再也不是只顾及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的“恶”，自私就是亲情中的爱和无私，它通过遥远的时光隧道，从过去到未来，从祖先到后代，将每个人只为自己的自私稀释了，将爱和无私放大了。而且，它真真实实地来自于我们的本性，而非外来的上帝。所以，对于今天来说，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祖先，时刻为未来着想的人，就很容易成为“大公无私”的人。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自私之恶的确存在。西方文化的愚昧在于，只会就事论事，只会对立地看待事物，而严重缺乏中国古人早已洞悉的辩证思维：善与恶，每一项都不会单独存在；就像自私与无私，一定在共生之中才能体现出两者。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恶，也就没有善；没有自私，就没有无私，没有无私，也就没有自私。因此，只肯定任何一方，或者想消除某一方，都是愚不可及的想法。中国人的智慧在于，从不试图消除任何一方，而是在共生的状态中，通过最为自然的制度（中国人从来都是重视制度的），让自私转换为最感人的“大公无私”。
    对于官员来说，“父母官”是这一文化的体现。批评“父母官”一说的人常常忘了，与“父母官”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叫做“衣食父母”。官民关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就这样被描述为“互为父母”、“互为子孙”。即便大家都是自私，那也显示出亲情之间的无私，因为，亲情中的无私是确然存在的。因此，不管“人性善”是否为真，我们相信它为真。周恩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它，否则，不会有百万民众在长安街的寒风中哭送。某些官员们：除非希望自己的后代都成为“恶人”，才能让你们今天的贪章枉法、腐败秽行被后代称颂；否则，就等着被后代唾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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