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的忽然离去，让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感到悲伤。哀悼的同时，中国人往往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和天才的创造者，有没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敢轻易作出武断的结论，而是试图从乔布斯的背景中，寻找出乔布斯之所以是乔布斯的那些特质，然后具体考察中国的企业人才和生存环境中，是否包含了这些可能性。

乔布斯的第一个独特之处，是他的家庭出身。乔布斯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是叙利亚人，母亲则是具有瑞士和德国血统的美国人，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从事学术相关工作。其中，父亲在几所大学教授政治学，母亲则研究语言病理学，而前者还是内华达州一个赌场兼宾馆的董事会副主席。由于父母的婚事遭到反对，乔布斯从一生下来就度过了10个月的寄养生活。随后由于父母的婚姻仅仅维持了7年，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此外，他还有一个亲妹妹，但是两人直到1984年才见面，并只能保持秘密接触。

总的来看，乔布斯的养父母家庭对他的影响要大得多，他的姓也来源于此。1995年曾经有过一次采访，当时一个记者问他将把什么传给下一代，他回答“只要像我的父亲对我做的那样就很好。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想到这些。”而当记者提到“养父母”这个词时，他非常认真地纠正说：“保罗和克拉拉是我的父母。”

与血亲父母相比，养父母的主要特点是他们都有大量一线的工作经历。他的养父是一个机械师，他教会乔布斯基础的电子产品知识，还有一些手工知识。他的养母则是一个会计，另外家里还有一个邻养的妹妹。总之，乔布斯的家庭出身即使从美国国民的角度看，也是比较复杂的，高学历的、缺乏家庭观念的亲生父母和基层的、强调家庭责任的养父母之间的落差，构成了他的主要生存环境和心理环境。


乔布斯的第二个独特之处，是他接受外部教育的方式。在上中学的时候，乔布斯就经常在课后跑去夏普公司听讲座，随后还曾经作为短期雇员在那里工作。在波特兰的一所大学，他也仅仅上了一个学期的学院课程，就另谋生路去了，坚持下来的主要是审计方面的课程，同时他对拉丁字母书法课也颇有兴趣。那段时间他过得比较艰苦，经常去申领一个印度教神庙提供的免费食品，但他回忆说：“如果不是经常去上上书法课，后来的苹果电脑（Mac）就不会出现多种字体和相关的美术设计。”


第三个独特之处是他的工作履历。在19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和他养父一样的机械师，但生产的内容是视频游戏。但是，他从事这份工作的目的仅仅是挣钱到印度旅游。在印度，他找到了一位印度教大师，以寻求精神和信仰方面的指引，还参与了一些类似于催眠的实践。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剃了光头，穿着类似佛教信徒的服装。在他自己看来，这些经历对于他获得后来的种种灵感是极其重要的。此后他还做过电路版设计方面的工作和生意，但很快（1976年）就和朋友一起成立了苹果公司，公司最初的业务和中国大量的私营“电脑公司”没有区别，就是组装电脑和出售。


乔布斯的第四个独特之处是他对待工作的方式。还在第一次找到正式工作的时候，他就给阿塔里公司的人事招聘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人事主管告诉首席工程师奥尔康：“一个非常奇怪的家伙来到公司，他说他不会走，除非我们雇用他。我看，我们或者把他交给警察，或者只能雇用他了。”看来，对于乔布斯来说，由自己主动地“找工作”，而不是让工作来找自己，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原则。后来，在苹果公司成立以后，乔布斯又开始“主动”地寻找一流的广告代理，当时他发现英特尔公司宣传电脑的新策略（即不出现电脑外形而用其他趣味物品替代）非常新颖，于是希望找到做出这个策划的麦金纳公司。为了说服公司管理者，他不停地打电话，使用了多次软磨硬泡和赖着不走的“战术”，最终奇迹般地迫使麦金纳同意与之合作。

再往后，乔布斯又发现理想的投资人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于是又找到一个投资专家“下手”，通过再次的软磨硬泡而发掘出几个有眼光的投资者，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马库拉。而马库拉家里的游泳池旁边成了几个野心勃勃的人士讨论发展大计的主要场所。总之，不难看出乔布斯是一个既有长远的目标，又愿意在细节和日常行为中大量付出的人，似乎在他那里，每一次的新思想、新创意和新的人脉关系都令他激动和忘我投入。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考察，我们大致能够体会到乔布斯之所以是乔布斯，之所以成为后来的乔布斯，的确是因为他个人和他的生存环境当中的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究竟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创业者和企业家呢？


首先看家庭背景。与美国经过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深层的职业分工（这种分工显然已经打破了家庭的稳定结构）不同，中国目前的绝大多数家庭仍然是亲生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核心家庭模式”或者再适当增加其他人员的“核心家庭扩大模式”。在这种类型的家庭当中，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的社会背景、知识结构、行为方式乃至价值观都是比较类同的，不太可能使子女受到像乔布斯幼年那样的多文化、多种族、多阶层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父母和长辈对子女的管束往往是比较严格的，强调亲情的不可分割性和价值观的下传，因此也不太可能给子女创造出像乔布斯养父母家庭那样的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当然，考虑到乔布斯的情况在美国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也不能排除中国产生类似的复杂家庭结构的可能。

其次是学校教育。乔布斯在中学期间就“不务正业”，到了大学更是几乎彻底抛弃了规定的学院课程，这是中国教育的文化所不能允许的，至少不会是公开允许的。随着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逐渐淡化了传统教育的神圣感，而尝试把学校与社会、教育与工作紧密联系起来，这使得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忽视乃至放弃专业课程的大学生，包括一些中学生，学校的“职业文化”正在形成之中。当然，必须指出中国教育的职业化才刚刚起步，学院教育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像乔布斯那样既能随心所欲地寻找打工和实习场所，又能偶尔选择一些心仪的、有实际价值的课程的情况，在中国还非常罕见。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学校教育非常不利于培养像乔布斯这样的天才。

第三是就业取向和工作方式。乔布斯的工作态度是“以我为主”，把工作与个人的兴趣、习惯甚至信仰追求都紧紧联系起来，在中国新兴的市场浪潮中，这种情形当然是多见的。像乔布斯一样选择发展和创业路径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当然，由于中国各地方、各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更多的类似人才主要出现在少数大城市，而不像美国那样遍布各地。

另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乔布斯的就业之路与国内常见的情况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市场运行模式，所以，那里出现了大量的职业人士，包括具有长期稳定经验的机械师、会计师、工程师、广告代理、投资人、董事长等等。这些职业人士既在各自的领域有深入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又能够形成比较顺畅的相互沟通，尤其是都能够和尚且缺乏经验的幼年和青年乔布斯进行有效的沟通。对于乔布斯来说，沟通的过程虽然漫长而具有挑战性，但是一旦成功，就能够换来高水平的、值得信任的专业服务，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和苹果公司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

而在中国，这方面的情况的确令人失望，我们似乎始终难以在“专”和“红”之间找到一个桥梁。一方面专业人才持续缺乏，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更是如凤毛麟角，另一方面，那些过于在狭窄的专业知识领域打拼的人才，往往缺乏和其他领域的人员对话的能力，从而最终在企业界导致了类似于政治界的“条块分割”现象。这种情况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但无论如何，它是严重窒息中国人才的生存条件和创造能力的。乔布斯式人才如果出现在中国，他或者能够在某个领域、某个系统取得局部的成功和地位，但是不可能如同在苹果那样引领全球的文化潮流和商业潮流，并最终把事业和人生理想合二为一。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中国出现乔布斯式人物的可能性，的确是非常渺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