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广场活动中，中国文化展示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观。

　　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强力指导推动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开展10余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大国“软实力”的主要载体产业，出版业对国外的文化影响力，距离我国日渐上升的国际地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将这件事情做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常出国的人会有一种感受，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尤其是对西方的了解，远远高于或者多于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简单举一个例子，中小学生大多知道《海底两万里》，甚至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等外国名著。但是，有几个外国人知道《道德经》、《论语》、《逍遥游》、《山海经》？甚至连一些西方政要对中国的了解也仅限于长城、故宫、孔子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更不要说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了解我们的民主进程、了解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诸如此类，也就造成了这些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使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有机会利用所谓“人权”“藏独”“疆独”“法轮功”等问题来混淆视听。

　　“中国出版走出去”或者“中国文化思想走出去”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尤其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更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

　　我们碰到的一些外国朋友，只要来过北京或者到过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都认为今天的中国了不起，认为这些城市已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缺乏了解的，或者说对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是缺乏了解的。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对新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甚至个别人还认为中国人大多数依然处在60年前那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才能增进彼此的互信，加深双边多边的合作，形成双赢、多赢、久赢的局面，才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走出去”形式的

　　多元化探索

　　“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图书版权的输出外，探索其他形式的“走出去”不但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是大有前景的。

　　2007年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韩国，韩国的主题馆和他们的展馆中，外国人寥寥无几，而他们的广场活动，却人来人往，有些时候排队才能进去。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国人呢？主要就是民族文化元素的支撑，韩国的民族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在他们的主题馆，外国读者面对的是太多不了解不认识甚至从未谋面的韩国文字，接受起来确实有难度；而广场活动中充满着鲜活生动的民族文化形式，靠着鲜亮的色彩和流畅的形体语言，以及动听的音乐，易于被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西方读者和观众接受。外国人在接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符号时产生不同的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央编译出版社负责承办了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广场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围绕 “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全10册，中英文两种版本)来组织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活动而展开的。在短短的6天活动中，为配合这套丛书的宣传推广，邀请了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11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展演，并邀请了国家京剧院、舞狮国家队、国家武术队进行了10场精彩表演，吸引了近10万观众前来参观交流。在策划编辑这套丛书及组织设计广场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立足于利用鲜活的民族民间艺术大师的现场展示表演来吸引西方观众和出版同行的眼球，以引起他们对这套丛书及后续产品的兴趣，加深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为我们的后续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预热造势。外国的观众喜欢中国的文化，这种形式他们易于接受，也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借鉴意义。

　　国内的出版社这些年来在图书版权的输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图书的种类和板块上来讲，这些年，中药、武术、气功等通俗的民间的文化“走出去”，应该说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核心的文化思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却微乎其微。所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上，出版单位尤其要考虑怎样努力使主流的文化要素“走出去”。中央编译出版社利用高校、科研院所、外事单位的国际学术资源，组建了一个国际学术出版咨询委员会，在国内外聘请一些有一定出版经验的学术上的大师级人物帮忙把关，把国内有水平的、能够传世的思想文化著作推荐到国外去。

　　另外，这些年一些出版社和国外出版同行的合作越来越多，除了版权贸易合作、学术出版合作等形式外，还在考虑与国外出版社的深度合作，譬如说在国外创办中资出版社。一些出版社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推进“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应明晰地方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上担负的责任。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地方的出版资源、文化资源的状况，充分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研究制定一整套与中央有关政策配套的用来促进本地区文化“走出去”的方针政策和相应的具体措施，拿出一定的力量来扶持。尤其是像北京这样出版资源、思想文化资源高度集聚的地区，更能够也应该在文化“走出去”的国家大战略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政府有关部门的有些政策可以做些调整。比如思想文化“走出去”和民间文化“走出去”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从目前“走出去”的现状来看，在政策层面上更应该鼓励前者。

　　中国文化“走出去”存在一个基础问题，即翻译编辑和版权编辑问题。其实我国的翻译队伍并不欠缺，但是针对出版业实用的翻译人才却十分稀缺。据有关权威数据研究单位统计，目前全国能胜任出版产业需要的大社科类翻译统共不足200名，像杨宪益这样的大家更是太少了。这跟教育体制有关，长期以来，翻译专业只设置专业面极窄的专业，如英美文学翻译专业、阿拉伯文学翻译专业等。然而出版业需要大社科型的翻译人才，这样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才能够适应今天中国出版业的需求，也才能适应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的需求。除了翻译之外，版权人才有些时候在许多出版单位可能比翻译人才还要缺乏。版权编辑首先要能够直接和外国出版商沟通，洽谈版权，需要懂外语、懂出版、懂市场，不仅要懂中国的市场，还要了解外国的市场。培养一大批懂出版业的人才，以便提升整个行业的翻译编辑和版权贸易水平，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基础性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