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悖论及其时代新义
廖仁平
关键词：悖论 系统悖论 忠义 传统文化
提 要：简介了传统文化中忠义难两全的一些实例，部分揭示了现代文明进程中应当提倡的全新忠义观。
“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在中国历史中，可以随便找出许多君主们倡导愚忠的记录，这与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由此而致的“忠义难两全”及“忠孝难两全”等现象就是比较典型的忠、义、孝等悖论。这些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忠、义、孝的内涵理解不同，另一方面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中的价值判断不同。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些复杂的理念及行为间不产生悖论反而是难以想像的事。
关于忠义的形象辨析，此引用易中天先生的部分论述如下吧，他是形象化讲故事说理的高手。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
北洋军阀青洪帮,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现在,人民军队党领导,西方军队国家化,都不兴这一套了吧?政府、公司、学校里面,也不能整天“大哥”、“小弟”的吧?事实上,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是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不兼容吧!相通吗?不相通吧!可以对接吗?不可以吧!
…其实,即便在传统社会,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有正反两面。简单地说,哥们抱团做好事,这影响就是正面的；哥们抱团做坏事,这作用就是反面的。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是拜了把子吗?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不也打起来了吗?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并不一定要“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吧?
…是啊,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呢?更何况,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环境是那样的险恶,力量是那样的微薄。如不“义结金兰”,谁管我们死活呀!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便很少有不在帮的。中共开展工作,还得借助帮会。桃园结义引起共鸣,并不奇怪…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来发展,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显然,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一种“结义”,只不过它不该在“桃园”。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已被塑造成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千里走单骑,是忠；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义。关羽,是忠义的典型、忠义的旗帜、忠义的榜样。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其中的矛盾──走单骑,是不义；放曹操,是不忠。事实上,关羽原本是有麻烦的,这就是被俘投降。这在三国时期,其实也很平常。然而宋代以后,观念不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三国演义》便安排张辽来解围,办法则是用忠义对抗忠义。张辽质问准备战死的关羽:义结金兰,同生共死；你先死了,哥哥咋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先死了,嫂嫂咋办?匡扶汉室,天下大义；你先死了,国家咋办?这三顶帽子扣下来,关羽的“仗忠义而死”,反倒成了“不忠不义”…这真是妙不可言!于是关羽决定“曲线救国”,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然后,又根据投降的条件,在杀敌立功之后,回归刘备。曹操呢?不但不阻拦,还亲自送行,又赠路费,又赠征袍,并通知各处关隘放行。理由,则是“敬爱关将军忠义”。曹操这样做,可能是真心喜欢关羽,也可能是在“放人情债”。但结果是一样的,即关羽“尽忠于备,失义于操”。关羽自己,也思想负担沉重,很担心因为“过五关斩六将”,被曹操视为“负恩之人”。反正不管怎么说,忠义是要用忠义来回报的。不回报,就是“不忠不义”,这才有了“华容道”…然而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义释希特勒”,或者“义释东条英机”?罗贯中也知道讲不通,只好安排诸葛亮来打圆场,道是“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哈哈,话说到这一步,怕是理屈词穷了吧?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其实,忠义的主题早就走了麦城。请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的队伍,原本是背叛汉室的“反政府力量”?这真是笑话!问题是,这样的笑话,却几乎没有人戳穿。因为我们喜欢忠义,我们吃这一套。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法治传统。契约和法治都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或者说,只能“以诚信代契约,以道德代法治”。这就首先要讲“忠”,其次要讲“义”。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至于它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我们有这个“阿Q精神”。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张辽知道关羽迟早要走,报不报告曹操呢?不告,是对曹操不忠；报告,是对关羽不义。这就有一个“忠字当头”,还是“义字当先”的问题。最后他的选择,是先忠后义。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忠在义上。所以,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国,忠却是个问题。投降的将领,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黄忠之投降刘备、潘濬之投降孙权。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黄忠则投降了两回,先降操,后降备。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义”,整个“三国史”怎么写,便都成了问题。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做臣的要想,今后战败被俘,能不能“有条件投降”?做君的则要想,降敌的人又回来了,我还要不要? 这就要找说法,做解释,打圆场。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条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那就是难能可贵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对方接受条件,那就是“义”。如果还信守承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大义”。这就不但必须肯定,还必须加以回报。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如不回报,以后谁还肯讲“义”呢(《且说〈三国演义〉》)? 于是,一贯被骂作“不义小人”的曹操,这一回却表现得“义薄云天”。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华容道被关羽“义释”…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线救国,有条件投降,都是“忠义”。这当然很受欢迎。因为从今往后,我们都有后门可开,有退路可走。只不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2010-07-23 | 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一）） http://yizhongtian.blog.sohu.com/156947179.html 2010-07-26 | 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二） http://yizhongtian.blog.sohu.com/157040084.html 2010-07-26 | 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三） http://yizhongtian.blog.sohu.com/157040174.html
中国传统忠义内涵并不统一但主要基于人际关系来定义，一般而言对君上无二心谓之忠，对朋友亲人无二心则谓之义。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虽然它也因此而生发出许多悖论，但如果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忠义的价值，不仅中国文化将面目全非，而且对中国现代化文明建设也十分不利。可行之法是在继承合理传统忠义文化内容的同时(将其合理内容降格为小忠义)，要尽快在国人心中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忠义价值观（新时代的大忠义）。
时代不同了，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等人身等级依附关系虽然仍有部分是现代化文明进程中所必须（日常生活小忠义），但大多数内容已经不利于今天的文明进步了。基于“天人合一”、“平等”、“诚信”、“公正、公平、公开”、“民主、科学、法制”等可以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普世真理大忠义）而引入新时代的忠义建设，并可以具体化地定出若干参照标准（比如说各国的宪法等）供人们参照。凡符合或基本符合其参照标准的就是忠就是义。这才是我国当今应当提倡的大忠大义。其它的民间小忠小义等不得与此冲突。
如果说传统忠义观主要对人而言，新时代的忠义观则强调对事不对人，对“天人合一”、“平等”、“诚信”、“公正、公平、公开”、“民主、科学、法制”等普世真理无二心则是新忠义观的基本标准。不难推知：用新忠义观处事不仅符合宪政契约时代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减少各种传统忠义观悖论的有效方法。
各种本位主义或山头主义及各种江湖义气等的文化根源就是传统的忠义观，它们经常以小团体内的小忠小义为目标，极端表现就是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根本不愿意理解或尊重什么普世真理，这是中国当代文明进程中要重点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