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在为凯恩斯埋单
宋 圭 武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内乱，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表面看，似乎是这些国家国内矛盾激化的结果。其实，这些国家产生问题的根源，也与发达国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些发达国家近些年对自己存在的社会经济危机问题的一种转嫁。而这些发达国家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危机问题，又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总是与战争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深层次原因就是经济危机。
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主要有两种思路：自由主义的思路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思路。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至二战以前，自由主义思路一直是主流，但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则彻底宣告了自由主义思路的破产。
二战后，以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刺激需求和加强国家的宏观干预。凯恩斯主义刺激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但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并不年拯救资本主义世界的灵丹妙药。
凯恩斯主义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只是一种短期经济学，而不是一种长期经济学。凯恩斯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注重刺激需求的政策，其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上，但从长期看，却是问题多多。不断刺激需求的政策，在长期内，必然导致信用的不断扩张和债务的不断积累，一旦信用和债务链条断裂，必然就会引发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并由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当前美国的债务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长期恶果。
其次，凯恩斯主义只看到了经济效率，而没有看到社会公平。政府扩张政策的实施，若同时加上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就可能减少贫富差距的拉大。但若在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更加强调自由市场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受益最多的往往是大企业和强势团体以及富裕阶层，而穷人往往是受益最少的群体。新自由主义就是一个例证。新自由主义实质就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美国是一个更加强调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所以，凯恩斯主义的美国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再次，凯恩斯主义只看到“节俭的悖论”，而没有看到“浪费的悖论”。从局部角度看，节俭固然可以减少需求，不利于刺激经济，但从更多角度看，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家庭角度看，节俭有利于家庭稳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从环境角度看，节俭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从资源角度看，节俭有利于资源的长期利用，而不是竭泽而渔。从投资角度看，节俭可减少盲目投资，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所以，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只有“浪费的悖论”，而没有“节俭的悖论”。
第四，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危机的措施是只注重治标，而不注重治本。治理经济危机，刺激需求是治标不治本，财富均衡才是治本。从历史上每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看，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财富不均衡。如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以及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其背后都有财富不均衡的深层背景。所以，不管导火索是什么，是灾害，是战争，还是信贷，只要社会出现严重的财富不均衡，经济危机就会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变大。所以，解决经济危机，根本途径应是财富均衡，而非其它。
第五，凯恩斯主义只想到政治家是“道德人”，而没有想到政治家也是“经济人”。凯恩斯主义刺激需要的短期政策往往会被机会主义的政治家或党派所利用，成为操纵选举的有效工具。自从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西方一些选民也越来越多地认为，政府应对出现的经济问题担当更多责任。一些研究证据也表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有较大相关性。一些政治家，往往在选举前，通过扩张政策，制造短期繁荣，而不顾长期后果，而在当选后，又会采取另一种经济政策，缩小开支，紧锁财政，结果造成经济波动。目前，西方学者更多关注的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实质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伴生物。
第六，凯恩斯主义只看到人的物质满足，而没有看到人的精神满足。人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肉体的动物，也是灵魂的祭品；既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性的。而凯恩斯主义满足人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不断制造物质财富，来填补人多样性的需求，这样解决问题的效果就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可能有物质的繁荣，但人的文化道德建设就面临危机。这多年来，西方世界道德危机也在日益加深。最近，英国的骚乱就是一个例证。不断的物质主义，让人感到空虚，也让道德虚无化，人真正成了一个物质的人。
第七，凯恩斯主义只看到需求方面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供给方面的重要性。凯恩斯革命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萨伊定理的否定。萨伊定理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而凯恩斯认为需求是最重要的。实际存在的情况是，我们既要重视需求，也要重视供给。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循环链条上的两个节点，是互相影响的两个方面。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实现需求的满足；同样，没有需求，供给也无法实现供给的目的。这里供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而需求是引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二者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1929年首先发生在美国而引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思路的破产，那么2008年同样首先发生在美国而引发的全球经济问题则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终结。目前，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这些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凯恩斯主义，需要对凯恩斯主义进行超越，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首先，要更加注重财富分配的均衡问题。要大力发展中产阶级；要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要大面积提高一般工人的工资。
其次，要用国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人民幸福度的提高是“不丹模式”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贡献。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而且这种模式也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是南亚各国中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再次，各国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要多提倡各国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对于全球化和分工，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既要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一方面，全球化和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分工也增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应对全球化和分工进程，应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应谨慎开放，尤其要谨慎开放金融领域。
第四，改革货币金融制度，对信用扩张要进行限制。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尤其要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的扩张。要注重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限制虚拟经济。
第五，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要积极促进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的发展。发展这些行业和领域，既符合社会发展的目的要求，也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发展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从需求角度看，这些行业本身可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这些行业也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提高供给效率。另外，由于这些行业的需求相对比较稳定，波动较少，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
第六，要注重资源配置的多重均衡。资源配置均衡应包括四大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价值均衡、实体均衡。资源配置的时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时间段的合理流动，现金流和实物流应在时间空间内均衡平稳流动，而不应产生在一段时间是“小溪”在另一段时间是“洪水”的不稳定流动。如国债的发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等都应考虑在时间区间内均衡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的价值均衡就是实现实体价值本身变化的平稳和协调，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变化的平稳和协调。资源配置的实体均衡就是实现实体经济不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均衡协调。
第七，要更加重视发展农业等产业。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世界经济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要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将减少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
第八，要重视节约，提倡构建节约型社会。要对人的欲望和需求要进行限制。
第九，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
第十，要更加关注人文道德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建设。
第十一，拒绝战争，反对扩军备战。（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邓肯：《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2.[美]亨特·刘易斯：《经济学的真相》，东方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3.宋圭武：《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改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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