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大日子，九九重阳节，是一个登高赏菊品花糕孝敬老人的节日。重阳节，这个延续了千年传统节日，在新时代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敬老节”。老人自然成了重阳节的主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国现已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养儿防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搞“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的遏止了中国人口急剧增加的趋势，但同时也给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挑战，更多的人不得不面对如何应对养老之忧？

　　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步入婚育年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独生子女时代。家庭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推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赡养他们的重任。如今，中国许多大城市里，独生子女将不得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他们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忧虑，还要面对“养不起父母”的危机，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特别是家庭结构“四二一”（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模式的形成，既要面对赡养问题，又要面对育小问题，还要面对一连串的事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更增加家庭养老的难度。

　　尽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在推行30多年后，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负面效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强制性的一味要求大家尽义务，必须转变到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上。现在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421家庭结构，无论对老人还是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压力沉重的。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而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对中国已经正在弱化的家庭带来新的沉重负担。

　　家庭照顾的缺位，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变得必要而紧迫。如今，中国已经挤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裕，应该更多地反哺国民，增加社会福利投入，承担一个政府相应的责任。事实上，以加强政府投入为核心的中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经规划了十年，却是“十年起步，起步十年”，始终未能成为现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养老服务同其他民生一样，更注重喊口号。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老龄化的快速到来是公共政策干预的结果。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有两个不同。一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未富先老”，这里指的是工业化与老龄化同时进行的现象。西方社会一般在18世纪进入工业社会，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而我们在短短三十年内，同时发生了这两种现象。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老人赡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应逐渐转向社会，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因为，尽管这些年来，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但由于缺少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体制内相对完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又较差，使得人们生存的压力在不断加大。这个时候，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生活成本，比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普通居民的医疗，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部分人的高等教育，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但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却把这些都推卸给公民自己来完成。

　　尽管有专家、学者把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同发达国家相比，以“养老不能完全指望政府”来推脱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在发达国家，民众能够享受很好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发达国家中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共养老金代替率是40%。更何况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高达4万余美元，来自企业年金收入占到了退休收入的60%以上。这样的生活水准，即使没有政府发放的养老保险，也完全可以颐养天年。

　　但中国呢？尽管中国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对民众给予了多少？因此，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将中国的养老与发达国家的养老做比较之时，由于缺乏可比性，注定结论也是错误的！当然，民众“指望政府”并不只是指望着政府提供更多具体福利，更指望着政府能够不断完善养老保障措施，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有保障，进而共同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老人赡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应逐渐转向社会，即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以目前政府的财政实力，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来。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养老问题不解决，经济的发展也就会放缓，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多。虽然这一切关于未来的数据目前都只是设想，但是政府应该从此时此刻开始规划、引导。很显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政策已经刻不容缓，政府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学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老有所养，呜呼哀哉!

　　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曾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迫使西方国家采取和完善了社会福利措施。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规定了对老年人、失业者和孤儿、盲人等提供国家性救助。

　　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各国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尚不多，范围也较狭小，规模和费用不大，并且主要是救济性的，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套“社会福利制度”。

　　在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而从内部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二次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低标准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步形成阶段。

　　战后初期，那些遭受战争巨大破坏的国家，都处于社会产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状态。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以保障每个公民获得当时条件下的一般生活水平为口号，开始建立起适应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

　　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以后，先后通过和实施了社会保险、工业伤亡、家庭补助、社会保健四种社会福利法案。到1948年，工党政府宣称英国应当成为“福利国家”。

　　（二）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社会福利制度”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各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各国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项目愈益增多，开支空前增长，并且在政府开支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初期，除个别国家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所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空前增大。

　　以1976-1980年间同1981-1985年间的平均数字相比较，则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值为：美国从48．7%增加到52．4%，日本从50．9%增加到51．1%，联邦德国从58．1%增加到58．8%。瑞典从56.8%增加到58.7%。90年代以来还有进一步的增长。

　　总体而言，自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本内容来源于乌有之乡《何新：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