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也叫源头设计）必须从党的政纲开始。作为基层民众一员，多年存在一个很热切的愿望，寄望党的十八大能够完成一项最具顶层意义的工作：补充和完善党的政纲。显然，这不应该是笔者具备相应身份建议或参与的事，只是感到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高层在思维方式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困难，原计划写完《论大国战略》后即专心从事学问研究的笔者，决定回头再莽撞地写“最后一篇”重要文章。目的仍然是抛砖引玉。
美国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学说对世界影响巨大，对当今中国也同样影响很深。这种适应市场经济差异竞争环境而能有效推销自我的经济理论，它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包括知识界在内，大家都懂得“定位”的重要性。企业和商品只有先定位才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人才和学者只有先定位才能走捷径快速成长为专门领域里的权威和名人。有才能而不能尽早自我定位者或社会迟迟没有办法为其定位者，意味着此人将不能解决社会“准入”和“认可”问题。由于整个知识界都是这样一种认知，即先定义“我是谁”然后按定义发展自己，由于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当其孩子还在孕育时就为其定义了成才方向，由于孩子们未完成初中学业就被定义了姓“理”还是姓“文”，所以，国家也就自然而然走到了目前状况：“专家”多“通才”少，有科学家没有思想家，有高学历人才没有杰出理论家。
笔者的疑问是：当知识界都按照“排排坐吃果果”的市场规则安顿好自己的固定位置后，谁来调整“排排坐”的合理顺序？谁的思想能驾驭纷繁且已经固化的“排排坐”？谁能告知那些“吃果果”的人们，他们拿到的“果果”都有相同的果树之根？谁拥有顶层设计的非专家才能？谁有资格胜任思想大师和科学大师？最后一问：适应市场化和商品化竞争和准入规则的“定位”学说，是否在知识界、教育界和思想理论界也有绝对普遍意义？
弗朗西斯·培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也是一位对后世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产生极大影响的科学家。从其著作中看出，他把所有可纳入人脑思维的现象均视为可研究可探索的“学问”，他的论文不受格式限制、不受专业题材限制，甚至学术论文类似散文；他大半生没有固定专业，晚年成为哲学家。实际上，后人称他既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作为科学家，他把能所面对的事实均看作研究对象；作为思想家，他身在封建官僚体制内却无情批判封建思想。他的基本学术方法是以事实为依据，因此被马克思称之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之后，突破传统门类既定框架的现代科学门类相继涌现和崛起，没有专业的培根却引导着西方人创立了繁花似锦的新专业和新知识。我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受培根论著影响太深，没有接受完正规的“排排坐”教育，所以写论文同样“不讲规矩”。
本文立论从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起。吴老是我所敬重的学界前辈，他有个别名叫“吴市场”，至少包含了人们对吴老的三重认可：他是我国著名的市场经济学专家；他是从改革之初即力主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派；市场化主张是他的夙愿，始终不渝，既承载着一位经济学家的道德良心也流露出他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途的迷惘。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是单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10年，也是吴老人生巅峰时期。但是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的情绪转折。转轨后的中国，一方面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另一方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两极分化和频繁出现的危机征兆，宏观调控日益艰难，贫富差别日益加大，健康发展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此时，吴老撰写的改革文章转向为：呼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反对政府权力干预市场；严厉批评资本官僚化贵族化倾向；寄望于革除官僚资本弊端要从国企深化改革开始，等等。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吴敬琏把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困境视为自己的痛苦。他把市场经济的现实弊端归于各级权力没有从市场全身而退，是政府权力造就了市场的弊端，是市场化的不彻底促成了权力的腐败。我看到，他研究过腐败与市场化关系的经济学问题，但他没有研究过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市场化改革的专家，很清楚专业大前提条件下的逻辑演绎，却不能透过历史和政治清晰认识市场经济的健康出路。许多经济学专家在迷惘中可能会放弃正确信仰和爱国情操，我看到吴老仍在坚守爱国立场，所以，特意回头写这篇文章真诚祝愿他能够在信心和希望中颐养天年。
先澄清几个概念。其一，官僚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杂糅而成的经济制度，其资本运作目的是以保障和壮大官僚家族利益为最高宗旨。辛亥革命（中国旧民主革命）推翻清廷建立中华民国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二，国有资本不同于官僚资本也不等于国家资本主义。“主义”的含义是置其“至高无上”。若是资本至高无上，国有资本将不问民生，只顾赚钱赢利和资本扩张，既没有资金关注民生也没有巨额投资重建灾区。我认为，国家可以有资本，资本也可以剔除“主义”，它既要追逐市场利润更要服务民生、改善民生。以服务民生为最高宗旨和原则的国有资本应定义为另一个“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国有资本。其三，资本与市场是孪生兄弟，搞计划经济可以不谈资本与回报，搞市场经济绝不能避谈资本与回报；市场与资本、投资与回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活力之源。其四，中国确实存在官僚与资本融合并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社会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复活条件，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单靠深化市场化改革不能遏制，而且只能加速复活。同样，我国反腐斗争也必须跟随上述否定，寻找顶层设计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成果是摆脱僵化体制的必然结果，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是顶层设计不完备所带来的必然困境，而并非是调控经济的政府权力没有全身而退造成的。我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3年的改革开放起始于“摸着石头过河”。中共所领导的此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从探索实践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没有纲领，只有“事实求是”思想路线和“初级阶段”大前提共识，以及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富裕目标和恢复极左路线曾经批判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曾有做法。政治改革也没有明确纲领，最初只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几条底线。
改革进程中，中共选择了风险较小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先走。所以，此后先期成熟起来的初级阶段纲领是经济纲领，这也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的伟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是一项需要经历长期奋斗的伟大复兴工程，它的顶层设计不仅要求纲领完备，而且要求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纲领共同协调完备。问题在于，前无古人的事业谁也不能预知周详。直到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才首次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
让我们复读和审视一下三大纲领：
经济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政治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文化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七大对十六大确立的三大纲领基本肯定。只对三大纲领的总括，即基本纲领一句增加了“和谐”二字。纲领，就是方向，就是目标任务，也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总框架。被酝酿成熟的好纲领，总是言简意赅，目标清晰而明确。如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概括为三大目标：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建立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复读十六大确立的三大纲领，依然认为经济纲领是较早成熟的纲领，它精准表述了开创有主体的多元经济制度、可调控的市场运作体制、防分化的多种分配渠道、能自主的对外开放格局、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道路等六项清晰目标。其次，较为成熟的纲领是文化纲领。文化若能补充一句“在摈弃一切腐朽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更成熟更自觉更自信了。
比较而言，不够成熟的则是政治纲领。它的总体含义是清晰的明确的，但是，因为目标任务框架中存在着适应中国国情的重大设计缺项，导致整个纲领还达不到简洁明了完整。确切说，此纲领很难实现。由于政治纲领与经济、文化纲领需要协调共进，一只“短板”势必影响整只“木桶”，所以它可能导致经济与文化纲领中的某些目标任务也难以实现。
中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封建史延续了两千多年。在全球幅员辽阔或者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最灿烂，唯中国封建史最长，唯中国封建官僚体制最完善，唯中国推翻封建统治最迟缓，也唯中国孽生于封建体制的腐朽思想最顽固。至今，在中国大地上的腐朽封建残余没有被彻底铲除，封建宗派势力复活条件依然存在。是的，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已经明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年所做的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但是，任何革命成功之后，都需要经过长期和继续的努力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我们谈中国国情，不能只谈经济国情，人口、土地和资源。国情，既有经济国情也有文化国情和政治国情。中国基本的政治国情是：封建史延续了两千余年，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仅仅五六十年，且两场革命成功时间，前后只间隔了不足10年。短时间完成多场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也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反对金钱拜物教和唯资本至高无上时，不能忘记铲除封建腐朽思想和腐朽势力残余，不能忘记巩固和扩大民主革命成果。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100年，那就意味着继续并同时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成果也至少要经历百年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伴随着彻底铲除封建势力滋生的土壤－－这一艰苦、伟大、卓绝的使命。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源于民间杰出思想家的优秀传统，包括5000年；它伴随着政治清明可使文明乡风自发盛行，它伴随着国难当头可致民众互助之心高度凝聚。一面是源于封建官僚体制内并蔓延到民间的封建陋习，包括2000年。其中最难以根除和治理的有两种腐朽：一是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封建裙带关系，二是以主仆思想为核心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把两种关系简称为“封建两系”。另有以迷信思想为核心的会道门关系，信仰辟邪免灾和刀枪不入，但其不在现代中国难以防范和治理之列。
专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危害较大的“封建两系”，它既有成套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可在体制内外形成强大社会势力。这种势力一旦做大，即意味着民间财富将加速两极分化，也意味着中下层的“封建两系”势力可与中央权力发生碰撞，甚至分庭抗礼。由于皇权以宗族统治为核心，以封建等级制为支撑条件，历代封建王朝都革不了主仆思想和宗法思想的命，很难避免“两系”势力悄然做大，所以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在所难免。
中国封建史之长，决定了“封建两系”生生不息的顽固性。岂止是历代王朝都在此摔了跟头，包括孙中山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也遭遇了同样的挫折。孙中山一心一意驱除鞑虏推翻清廷，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铲除中国广泛而深厚的封建主义土壤，结果他的革命力量在推举“临时大总统”后，却斗不过袁世凯依靠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纠集起来的地方势力和“我是袁大人的人”的那一股新军势力。孙中山不得不把辛亥革命的最初成果拱手交给袁世凯。接着，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也跌倒在“封建两系”的羁绊上。蒋氏独裁统治虽在表面上实现了各路军阀的政令统一，但国民党军政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自始至终激烈非常。蒋氏军政大统实际上构建在“封建两系”基础之上，恰如高楼以沙滩为基，大陆民国之架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坍塌的命运。
许多人认为，西式民选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土壤，我不这样认为。西式民主选举并非是一国政治之基的全部，大选的背后还有更坚实的“根基”。在金融帝国，永远是“金融党”对选举人的投票方向起决定性作用。在金融帝国的盟国和盟区（包括台湾），则有盟主情报网暗视选举结果并为被选举人制作一个“把柄”随时掌控其施政前途。各国国内不同的实力组合、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这个国家不同的国际地位，才是决定该国选举能够代表多数人利益还是少数人利益、对本国发展起不起作用、起什么作用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票数决胜出，同样是“公平”、“公开”的游戏规则，然其正负效应差异巨大。在中国基层，如果一村民众都有浓郁的宗法思想，其“公平的”、“公开的”海选结果你不用去考察，坐在屋里都知道，那选出来的一定是部落酋长和首领，绝非是共产党的村干部。如果一个单位的群众都有浓郁的主仆思想，其海选结果你也不用去考察便知道：那选出来的绝非是共产党书记而是“我们都是他的人”的“袁大人”！－－主仆关系。我认为，现阶段中国部分基层的民主之路，要从广泛、深入、科学的民主测评迈向直接选举。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比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更有力量赢得革命成功，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毛泽东深深懂得中国民主革命搞得太晚、太滞后于西方列强。因此，在推翻眼前独裁统治时，他没有忘记把现实问题与孙中山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合并、同时肩负，即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合并反对，对“三座大山”同时革命。这不仅体现的是一个政党选择革命道路的彻底性，同时表现出党内拥有杰出思想家以及党在理论上的高瞻远瞩。中共远远不只是为了一个独裁政府才闹革命，而是为了中华民族必须选择的救国救亡前途而革命，仅此理论旗帜的高度就已经使革命成功了一半。这面旗帜代表了当时超过95%以上中国民众之切身利益。
当然，上述所指把不同时段的革命纲领加以合并而肩负并一举成功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事业，也导致毛泽东形成了不自觉的固定思维，即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纲领也合并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形成极左路线。毛泽东对“远大理想”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期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一再遭遇挫折时，他又怀疑党内“封资修”失去斗志，这势必酿成“文革”灾难。我们公正评价那段历史，应该承认当时中共高层多数都没有清楚认识到党对历史遗留问题可以以高度负责的现实态度肩负起历史使命，而对未来的前途和理想则不能超越阶段妄为。
毛泽东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对铲除中国封建主义土壤都保持着高度警醒。他始终坚持党的干部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执政方针，他坚持“要搞五湖四海”的用人路线，他反对自己的亲属进京安排工作或借用他的名义让地方政府给职位。他倡导党内干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同志”相称相待，他的儿子毛岸英在与同事交往中你嗅不出“太子”的封建气息，他甚至寄望于用“人民公社社员”的崭新身份一举铲除落后农村普遍存在的封建宗法思想。他的做法和主张，一部分有效抵制了封建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外形成强大宗派势力，但另一部分则过犹不及。
此外，那个时代，党对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腐朽思想和中华民族超过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没有加以区分和界定，也导致反封建主义在“面积上”陷入扩大化，又造成了后来的物极必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回补“资本与市场”这一课时，实际上应该在民主政治改革和舆论方面先选择反封建裙带关系和人生依附关系，并也一样地认认真真补好这一课。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上述两课是同时开讲的。但是，我们补足了“资本与市场”的课，没有补好反封建这一课。在“封建两系”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很容易演变成发端于社会中下层的资本与官僚相融合的各种腐败，并加速两极分化。
笔者不愿用令人悲啼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来描述“封建两系”势力在当代中国蔓延的深度广度，只问三句话。第一句，朱镕基所讲的真话中曾提到：谁敢当面批评我？我不怕你顶撞，只要你能说服我，我重用你。请问：在今天中国能否找出一两个当面批评领导而被重用的人？如果没有，即可判断如今官场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普及。第二句，在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公务员中，能否发现他们的妻、儿或孙、媳下岗失业或自己到人才市场自谋职业的人？如果没有或只有特殊个案，即可判断当今社会的裙带关系和它高居于市场之上的竞争力已经普及。第三句，除“红二代”出生于建国初（年长很多）继承父辈传统较好外，在目前的“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中，有没有不沾染“拼爹”思想而向往自立自强的人？如果极少，且处处都能听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喧嚣，即意味着市场经济最需要的现代平民思想在中国已经被封建传统取代。笔者青年时代，同学同事都感到“拼爹”很丑，如今是当事人引为自豪，旁观者已经麻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为什么必须在自己的政纲中鲜明地举起反封建残余的旗帜？必须为自己的政纲填写上“要巩固和扩大民主革命成果”的施政目标？因为人民民主专政还不到位，人民民主渠道还不完善，民主与法制不可能建立在“封建两系”的社会基础上。还因为初级阶段不反对和抵制封建残余，与国情不符，在“特色理论”上说不过去。今天，中国封建思想的顽固性有条件随时激活一股又一股封建势力，一个先进政党绝不能陷入派系林立，跌入“封建两系”泥坑。更重要的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依靠一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予以铲除同样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时间只剩下4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写在反封建残余这面旗帜上！
只有明确宣示铲除封建残余的政纲，中国共产党才能把知识界多数民主精英聚拢和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民主革命诉求主要是反封建诉求。只要封建残余存在，民主革命的理由或巩固革命成果的理由就存在。今天，封建专制在中国高层已不存在，中共中央的民主决策和有序换届制度已成为许多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的楷模。那么，中国民主斗士和民主精英们的民主革命诉求还能指向何方？显然，还有充分理由指向“封建两系”问题。有人说，知识界许多人是因为官场腐败才与中共离心离德，消极，不满。这种判断不够精准。腐败在西方各国都有，而在中国，“封建两系”势力的蔓延则比经济犯罪更腐败。世有不公才有不满，现代市场经济不容忍竞争条件下的所有优势都掌握在“官家”和眷属以及他们的情人手中。不要认为贪污受贿是腐败，因占有公权资源而使亲人情人谋个权位是合理的。后者，才是当今世界的最大腐朽，是典型的封建残余。由于知识界都是专家，跨学科综合思维是其弱项，他们常常不会把中国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和现代贪腐问题分别理论，而是统称为“官场腐败”；也常常不善于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场革命的间隔时间不足10年，两场革命才刚刚成功，而漫长的封建史则经历了两千余年。在看到社会主义政体下的封建残余尚未消退而又一时找不到出路时，便简单认为西方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这实属误判。
我认为，民主精英只要不打着“爱国”旗号叛国，不选错民主政治道路，其民主诉求都应予接受、理解、支持和赞赏。民主精英万不可在找不准纲领和旗帜时，与境外势力和“封建两系”合流只图搞垮现政权。知识界需要有一种起码的认知，即现阶段包括美国总统在内，敢公开反共产主义也不敢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铲除封建残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诉求，这原本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党从未说过要放弃这面旗帜，这面旗帜并非是民主精英的专利。你举起了这面旗帜，中共赞赏你，而且会比你把旗帜举得更高、更有力量！
只有明确宣示铲除封建残余的政纲，中共反腐斗争才能逐步减轻压力步入正常。我国反腐斗争形势异常严峻，而且走到今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说法，“反腐越反越腐”便是其中之一。显然，现实状况是在市场转轨过程和大范围利益调整过程中，党长时间没有找到民主政治改革突破口的结果，忽略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需要从政治上、从舆论上抵制“封建两系”蔓延和渗透的结果。在许多地方，裙带关系网和人身依附关系结成的贪腐势力，甚至比查案办案力量更强大。诸多大案要案如若没有中纪委的直接参与，几乎拿不下来。而每每侦破的贪腐案，都是窝案串案。一个班子一人被“双规”意味着整个班子全腐败。班子出现的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积累的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正职副职差别并不显著，到了九十年代末则已呈现主仆关系，权有天壤之别。选下级，宁要奴才不要人才；配副职，也同样只要依附圆滑人格，不要耿直独立品质。唯唯诺诺，从不犯颜，逢迎主子，巴结权力，只说好话，莫讲真话，抱紧大腿，仕途安逸，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任由主子使东唤西，只求官场一路顺风。结果，有错一起错，贪腐一起腐，委过一起委，抗检一起抗，犯案一起犯，抓捕一锅端。封建依附关系危害甚重！足见反封建残余比反贪办案更重要，更接近反腐斗争的源头预防和治理。
只有明确宣示铲除封建残余的政纲，才能为扩大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铺平道路。近10年，全国人大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公平竞争的权利，加快了立法修法工作，中国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法律体系总框架已基本构建完成，这是值得庆贺的。可是，身在基层的公民总有一种别样感受，比如我，下过岗失过业，也曾为自己的“不平”使用过法律。先是仔细读完法律条文，很高兴，认为每条每款都公平。然而，一进入法律实践才知道，打官司并非是打条款——有理走遍天下，而是证据的比拼。恰恰是取证环节需要动用社会资源，当你涉入社会资源领域时，才真的发现无助无援。
如果是弱势群体的“是与非”触碰了裙带关系网或权力依附网，他们基本上拿不到任何胜诉证据。史称封建史上大清律制很完善，可就是这个“大清王朝”所发生的“小白菜”一案，被中下层100多名官吏构成的关系网搅成了一团乱麻，最后一直上告到刑部惊动朝廷才案情了结。当基层民众因保障自己的权利失于社会资源的支撑条件而生出“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的臆想时，政治家要清醒判断：国家法律条文虽基本完善，但人民民主渠道并不畅通，主因是保障基层群众权利的社会资源还远远不足以奠定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坚实基础。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需要铲除封建残余，依法治国的光明前景需要铲除封建残余，扩大人民民主渠道也需要铲除封建残余。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为民众逐步增加支撑其权利保障的社会资源，是有序扩大人民民主的重要思路之一。
笔者认为，初级阶段党的政治纲领至少应表述六项施政目标：巩固和加强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三大政治制度；铲除封建残余；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完成统一大业。
铲除封建残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突破口。它至少需要从五个方面，通过持之以恒长期奋斗和不懈努力，荡涤中国封建遗风并达成社会风气现代化的目标。一是表率。领导干部要像温家宝一样保持现代平民作风，要像朱镕基一样摈弃一切封建陋习。中国要尽早也能看到省长的孙子、县长的儿子自己到人才市场自谋职业，形成强大社会舆论，开一代新风。二是纪律。党的纪律包括各级选人用人纪律不仅要致力于反贪防腐，而且要致力于直接针对预防“封建两系”形成势力，已经形成的要逐步破解或分化。三是法制。不畏“封建两系”权威权势而公正执法，是对司法和执法机关的最严峻考验。四是资源。从多方面想办法为基层民众的民主权力和切身利益配置有助有效的社会资源，使其主张有传达渠道，利益有保护力量，运用法律武器也有社会支撑条件。五是素质。巴结权贵很丑当省悟，“拼爹”很丑莫张狂，奴性十足也很丑要收敛，封建意识比“唯利是图”更腐朽。公平竞争很光荣，自强自立最高尚。是人才要铭记“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领导要崇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清朝末年，林则徐写出上述对偶时，他已经看到了世界强国民主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位因禁烟成名的英雄官吏，从那一刻起，就已经萌生了反封建传统的现代公务员人格。
2011年10月6日，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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