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国成

【按】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知道在国学热潮之中“灭自家威风”是存在巨大风险的；但我必须声明，正是由于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要远远超过那些打着国学幌子大赚其钱的人，我更要将个人的观点表达出来。

随着国学热的升温，从国学中探求现代管理智慧成了一时风气，但这股风气中同时也充满着躁动、混乱。如果缺乏理性，将出现一个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既害了管理，也污损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非常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应当怎样从国学中汲取养分来改善和补救现代管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来形成中国独特的管理哲学。

当然，我不准备、也没有能力拿出根本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希望所有人能够回归常识和理性。

　　企业管理注目国学是件大好事

现代管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管理，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无论是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者还是研究者，做的最多是亦步亦趋、贩卖，甚至是邯郸学步；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在企业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独特的管理风格、取得非凡的成就。

但一个现象很能够说明问题，我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成功管理者、管理大师（比如韦尔奇、德鲁克，也包括乔布斯，以及刚刚来过中国的特劳特）的顶礼膜拜告诉我们，我们并没有逸出西方管理实践发展的基本路径。

而在这个大背景下，也产生了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管理概念的曾仕强，以及霸占各大机场书店音像销售展示屏幕的、号称“国学应用大师”的翟鸿燊，以及横空出世、一时无两、而今再难寻踪迹的李一道长（虽然李一并没有在管理领域自我宣扬，但号称有多位当红企业家为其“弟子”），更有许多各类的国学讲堂、国学管理智慧之类的培训班、培训师。

因此，首先应当承认，企业管理者将目光投向国学，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这体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自信和觉醒。这表明，我们在经过30多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之后，除了学习西方，已经开始关注脚下的土地。

　　国学嫁接管理的乱象

前面，我将多位不同身份的热点人物并列，没有抬高谁而贬低谁的意思，而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风起云涌、一齐来了，容不得思量、辨别。任何事物的开始似乎都是这样——甚至不仅仅是开始。

很多所谓的国学管理智慧，更多的是断章取义。比如某人讲“儒”字，说这一个字就把市场营销讲透了，这个“儒”字拆开就是“人需”，满足人的需要就是市场营销的至高境界啊。我要说的是，这似乎不是某人的发明，因为南怀瑾老先生早就在其讲话中讲过，他拿来做对比的是“佛”字，拆作“弗人”，解为“出世”，而“儒”拆则如前，而解作“入世”，人所需要不是入世是什么呢？类似的拆字法似乎很多人都爱用，比如人人都知道的对企字的拆法，还有对厉以宁“赚”字的拆法（贝兼，解作“企业兼并重组”），等等。要知道，拆字法有其合理性，很多人的使用是为了更加形象、生动而已，比如“企”、“赚”两例，而如果硬要拿“儒”拆出市场营销来，那么也不能说明比科特勒更高明——因为我们是沿着西方市场营销的理论来拆字的，只是拿了汉字为人家做注脚；另外，至多是拆字、理念而已，并没有提供一个如4Ps一般的系统的思维和行动的框架。

还有，很多人只是从经典中抽取一句两句话来做说明。大概都属于拆字法一类，也基本上是拿着经典为西方理论做注脚而已。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

如果国学应用到管理只是这样的拆字游戏、或者从老祖宗的经典中抽取那一句半句，止步于这种层次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国学是个有些说不清的概念，自从梁启超提出以来，虽然被人承认的使用，但在学界却也是争论颇多，到底其概念和内涵是什么，有点说不清的意思。但一点却是肯定的，包罗万象、囊括古今，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但要知道中国古代对于商业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士农工商，位列四民末位而已。国学中的主体，儒家是重农轻商的；墨子，把他那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拿来做商业显然也不行；因此，我们虽然可以把其中的信义、仁这些概念现代化，但我们事实上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国学中不同观点、派别相互冲突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零星地在国学中找寻与现代管理相合的那一句半句，而是一个系统的思考。否则，这不是应用国学，而是一个扯虎皮做大旗而已，借着先贤的嘴说自己的话，甚至是篡改，就像康圣人为了变法炮制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类，楞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改革先驱。

当然，也有人把自己说的通晓古今、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无一不精，事实上，古往今来那么多聪明的脑袋，皓首穷经、通晓一家已经了不起了，更何况在今天能做到这一点。这种人是大大地值得怀疑的。这些问题，不胜枚举，说到头来，都是一个“钱”字而已。潮水退去的时候，自然知道谁在裸泳。

　　正确的态度和路径

对于国学在中国管理中的应用，我以为有两个人可做榜样。一个是梁小民教授，他近年来对晋商进行持续研究，对晋商的产生发展历史以及经营管理的诸多具体细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另一位并没有直接研究国学在中国管理的应用——请恕我孤陋寡闻，而是可做参照，提出了“有教堂的资本主义”的提法赵晓教授，这种提法是对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以及企业管理体系的本质性探讨。

我提出这两个学者代表是两种不同的路向。前者是聚焦在某一个点上，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后者则是关照全局、整体思考，颇有黄仁宇所谓大历史的纵深感。因此，国学应用到中国管理实践，应当走这样的路径。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采取了一种脚踏实地的、负责任的态度。而这正是目前解决当前困境的一剂良药。

前面谈到曾仕强先生，我手边恰好有一本和曾先生唱对台的张羿先生的书，叫做《中国式管理批判》，其中将曾仕强在各个场合的言论以及书籍的主要观点拿出来一个个地用西方管理来过筛子，简直是针尖对麦芒。不去评价具体的观点，或者这种方式是否是在以批为炒，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不可忽视的是，摆在中国独特的管理学发展面前的——我刻意地去避开任何既成概念，是为了避免混乱，我以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我们现在要防止重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覆辙。事实上，西方管理理论、方法、工具在中国企业中遭遇的各种水土不服固然有理解深度、管理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方管理有其具体的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文化背景，抛开这个水土、自然会不服。那么在未来中国独体的管理学也就必须在自身文化背景下发展出自己独体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而不是已经被洋务运动失败所证明的不可行的方式。

二是要力戒灵光一闪，要关注系统构建。目前很多人有很多非常好的观点，但都是零星的，没有人去做系统构建的工作，长此以往，智慧抖机灵儿，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要知道，今天西方管理学的成就是百年发展历程中一代人踩着一代人的肩膀不断累积的结果。

最后莫要走向反面，强调中国文化，反倒把人家好的东西关在门外——当然短期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这种倾向也是存在。很多人往往习惯通过灭他人威风来长自家之气，大可不必、也不可能。因为必须承认，近一百年以来，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西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全球化的今天，所以我们再也不可能把这些影响都消除掉、重新自搞一套；同时，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身特定的规定性，从这一点上，不存在中国式管理，当然也就不存在日本式管理、韩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等等，只存在一个管理而已，只不过是从各自文化角度如何去体认。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命题很大，只是刚破局、开始一个小头，切莫只是热闹三天，大潮退去，没打到几条鱼、就各自上岸晒网去了。所以，仍然回到开头，不管怎样，热闹都是好事，如果能一直热闹下去，相信留在沙滩上的除了裸泳者，一定有真正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