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智慧”。日本人非常讲究技术上精益求精，尖端为王，对待工作是敬畏的态度，因此很多日本企业往往更重视技术。王老师追问那他们这样做会效益最大化吗，不仅是经济效益也包含社会效益。乔女士说日本人认为工作是神圣的，一定要把研究做的非常极致，做到能够传承下去，把自己的才能表现的淋漓尽致。王老师说这可能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国民都受神道的影响，做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自己的心灵世界，因为信仰神教会把生死看得比较淡，反而更注重道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武士道那么厉害，所以日本人很多深层次的东西都与他的这种神道信仰是息息相关的。

　　“实业为荣”。日本人以实业为荣，很多企业都是多年传承的百年老店，认为实业是利家利国的根本，一个小企业一旦做大就会花更大的力气去研究它的技术，去培养接班人，把这份事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家里有一份实业是非常自豪的事情；而中国的企业一旦做大了，转型的就很多，很多放弃实业而去做来钱快的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王老师说这是因为在中国机会太多，诱惑太多，企业做大了更容易多元化。稻盛和夫最近来中国讲演，其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日本在八十年代也犯过很大的错误，很多人有钱以后也做房地产做泡沫，最后泡沫破灭造成日本失去的十年，但是日本的实业却挺住了危机，支撑了国家，促使整个国家对实业的回归，最终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业的支撑会有大问题，稻盛和夫的这个话其实就是在告诫中国。

　　“政治风险”。日本企业来中国首要考虑的是政治风险，感觉在中国做生意首先不是考虑市场，而是要考虑政府，很多事情如果不能让官员满意，那生意就很难做。还有一些中国企业老板本身就是政企一身，既是董事长又是政府官员，这让日本企业很难理解。

　　“文化底蕴”。中国泱泱大国，有5000年的历史，连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在生活方式上却体现不出来呢？而日本却把文化做成非常庞大的经济体，赚文化的钱。

　　“合作伙伴在哪里？”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人越来越觉得必须加强和中国企业的联系，特别是大地震后，加速了来中国做生意的脚步，但是日本人的防范意识很强，从众心理又大，一旦有人在中国做生意失败后回去一宣传，很多日本企业就不敢跟中国企业合作了，而中国这么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这么广大的市场，他们又不愿放弃，因此在中国找到可以真正信赖的合作伙伴就显得迫在眉睫。

　　听完乔女士的十问，王老师深有感触的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国家，当今在中国见惯不惊的事情，在外人看来就很难理解，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文化同宗，今天看不懂的中国逻辑，也许可以从日本曾经走过的路和其文化根源上找出些原因。

　　首先，看问题要有大历史观，也就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阶段论。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上相当于上世纪日本的七八十年代，当时的日本也出现过环境问题、社会公害、食品安全、唯利是图等社会现象，但与此同时社会的“重建伦理”随之开始，当大量问题出现无法逃避的时候其自我修复功能就开始启动，重造游戏规则。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别的文明都中断了而中华文明却一直得以延续，也许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有自我修复能力，中国人撞了南墙会回头，人算不如天算，因此最后的规律还是自然规律，而不是党派规律，正如日本尽管经历过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过程，但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的这条线上来。中华文化是棵大树，日韩文化都是这棵大树上结出来的枝，从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还是个昏睡的巨人，是个喝醉酒的汉子，但是一旦酒醒，还是不可小觑的。

　　其次，了解中国市场不如了解中国官场。中国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庞大一个群体——公务员，公务员首先来自5大系统；其次是央企，央企的领导是可以宜官宜商的，今天还是董事长明天就可能是省长；最后还有很多亚公务员队伍，比如警察、城管等有很多协管人员，一出事就说是临时工干的。这些公务员、亚公务员再算上其家庭成员加起来可能有几亿人之多。为什么奢侈品在中国大行其道，西方的奢侈品全在中国扎堆，中国的奢侈品也大卖特卖，名酒茅台8年涨了十倍，所有的烟厂如果敢于做顶级烟在中国都根本不愁销路，苏烟、黄鹤楼都是几百元一包。茅台暴涨还供不应求，名烟越贵还越有人抽，阳澄湖大闸蟹10年涨了10倍，市面上99%都是假的，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年产量只有1000吨，但送礼进贡、接待应酬，全被官员们吃完了，这些表面上反映出来的消费现象都与中国的庞大公务员队伍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万元户但有万元肚”。在这种背景下，造成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大量的人以范进中举的方式去考公务员，到体制内去，总有一天会造成国家扛不住、养不动。

　　沙龙进行到深夜，意犹未尽又引人深思，功夫在室外，讨论的事情看似很虚，但是这恰恰是触及思想的源头，对于致力于 “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的机构而言，永远探究事物的本质，剖析思想的根源，解决现实的问题，指引发展的方向，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