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整体疲软下的差异性结构需要各国在放松政策的同时投入更多博弈考量；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判更加谨慎。

　　回眸2011，市场对危机演化的理解失之教条，对经济增长的预判失之乐观，对通胀的反应失之过度。展望2012，欧洲需要一个整体层面的“最后埋单人”；整体疲软下的差异性结构需要各国在放松政策的同时投入更多博弈考量；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判更加谨慎。

　　站在2011和2012的十字路口，站在复苏和衰退、危机和后危机的标牌随风飘荡的岁末年关，也许当下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让我们停下脚步，喘一口粗气，回忆过往，擦亮被风雾迷住的双眼，从过去窃来火种，并用它驱散未来的黑暗。回眸2011，对于危机演化、经济增长和通胀形势，我们曾经犯下不同的错误，细数疤痕，只是为了不把它们带进2012。

　　首先，回眸2011，市场对危机演化的理解失之教条。具体体现在：对债务危机中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的区分过于割裂，进而忽略了两种风险在现实中的相互演化、相互刺激和相互加成。经济学的思维范式，习惯于将争议性的问题化解于彼此隔离的时序时空，从而寻求理论上的平衡和冲突的化解，例如，对于“货币是否影响实体经济”这个争议话题，学术上最终以“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的经典“综合”而寻得妥协，对于科学性的思想实验而言，这几乎是一种和谐的完美，但对在现实中，这种时序时空的分离则渗透了危险。今年的债务危机演化就是最好的例子，上半年，市场迷醉于债务风险稍稍雨歇的暂时安乐之中，即便公开信息显示，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到期债务数据和新融资需求十分庞大，但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强势核心国家，不存在长期违约风险，债务危机对其的冲击仅仅局限于对其短期偿付风险的加成。

　　事实表明，风险本身在短期和长期间的分布并不重要，市场对风险的担忧，根本不会严格区分短期和长期。由于希腊危机持续恶化、欧洲救助体系功能发挥欠佳，市场逐渐倾向于认为，短期流动性风险的恶化正同步激升长期生存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欧债的偿付，就像横在欧洲面前的一座山，迈得过去就是坎，迈不过去那还是山。年末的欧债演化显示，短期风险在欧洲思想麻痹和内部缠斗的催化下已然失控，直接引发了全局范围内的政府挤兑，市场几乎不愿接受和持有任何欧洲国债，即便大部分国债并没有显著的长期偿付风险，甚至连信誉卓越的德国国债也无法实现全额销售。对于欧洲而言，现实已突破理论的桎梏，短期风险是短期风险，长期风险也变成短期风险，恐慌的市场遂成惊弓之鸟。

　　为了不将错误带进2012，欧洲需要彻底忘记短期和长期的谁是谁非，不管是边缘国家还是核心国家，究竟是长期破产还是短期无米下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层面的“最后埋单人”去吸收全部的担忧和恐慌，索罗斯对欧洲央行承担这一角色的建议就是个可以考虑的尝试。无论如何，危机演化已然接近失控边缘，德国急需要承担起更多、更大、更彻底的稳定器作用。不再迟疑，不分彼此，也许这才是补救2011失之教条的唯一出路。

　　其次，回眸2011，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预判失之乐观。2011年上半年，相对于2010年，全球经济已然呈现复苏减速迹象，但市场依旧沉迷于对后危机时代的憧憬之中，并未正视到全球经济增长从“减速”向“失速”转变的客观必然性：其一，刺激2010年全球经济谷底反弹的短期利好因素正在2011 年上半年逐步减弱，而减弱之后则是消失。在部分国家，甚至呈现出政策效果由正转负的趋势；其二，寅吃卯粮之后，前期一系列短期救助政策并未根本改变全球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现实，而这些基本面要素对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回归”的下行拉力正在2011年逐步显现，并不断加大；其三，所谓 “后危机时代”到来的预期提振效应在2011年逐步减弱，而欧债危机意料之外的剧烈演化正在导致市场预期的不断下沉，进而对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消费产生抑制性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在年末扩散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无视从“减速”到“失速”的客观必然，对经济增长的预判失之乐观，直接导致在20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宏观政策始终将重心放在财政巩固和宽松退出，进而营造出刺激性政策的“时序断档”格局，而这，势必将让2012年全球经济的上半段、甚至全年更显无力。

　　不将2011的错误带入2012，需要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判更加谨慎。毫无疑问，当下市场主流预期可能依旧还略显乐观，例如IMF对 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估值为4%，显然与当下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现状难以匹配。事实上，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将低于近30年来的 3.3%平均水平，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势，这种整体疲软下的差异性结构势必需要各国在放松政策的同时，投入更多的博弈考量。

　　最后，回眸2011，市场对通胀形势的反应失之过度。2011年，大部分国家都施行了趋向偏紧的货币政策，辩证地看，这些紧缩政策对全球通胀于 2011年年中触顶回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考虑到货币政策普遍具有外部时滞，年中的全球通胀见顶更大程度上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初全球货币政策由松转紧的影响所致，而与年中段两个季度的从紧无关。笔者在4月即从全球通胀作为货币现象、经济现象的多种成因角度，分析了“全球通胀是个伪命题”的实质，但在9月之前，市场依旧对全球通胀谈虎色变。而等到市场于年末意识到全球经济风险核心已然从“通胀”转至“增长”时，最佳的应对期已然过去，欧洲央行几个月内两度升息又再度降息的无谓反复，恰恰是这种失察、过激、补救过程的最好例证。

　　展望未来，不将2011年的错误带进2012，需要市场对通胀演化有更客观、适度的认识，既不能无谓地高估通胀压力，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全球长期通胀压力始终存在的现实过于轻视。的确，增长风险始终是2012年的核心风险，但受长期通胀中枢上升、货币政策重回宽松的共同影响，2012年下半年的通胀演化依旧需要特别关注。

　　就像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所言：“凡是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2011年，我们留下了许多错误，不将2011年的错误带进2012，才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