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家沟故事村——极其复杂的一个社会现象
——以伍家沟故事村为个案
周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学者们普遍认为“故事村”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故事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关键词］伍家沟；故事村；社会现象；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72（2007）04—0019—05
“故事村”并不是一个久已有之的概念，它是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①工作中出现并逐步形成的。在大规模的普查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某些村庄中会讲故事的人比较多、故事的蕴藏量比较大，于是，学者们把这样的村庄称作“故事村”，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北的耿村和湖北的伍家沟村。学者们认为，故事村是一种“文化现象”［1］（P2730-2732），但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故事村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本文试图以伍家沟故事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缘起伍家沟村位于道教名山武当山的北麓，隶属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本是鄂西北深山中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在“三套集成”工作中，伍家沟村以它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继河北耿村之后又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村。笔者于2003年7月、2004年4月先后两次赴该村进行田野调查。在此之前，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初步获知了该村故事讲述活动的情况：作为一个著名的故事村，伍家沟村的故事讲述活动十分活跃，除了村民们自发的故事讲述以外，村里还经常组织各种故事比赛。这些情况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正是带着这样先入为主的认识，笔者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伍家沟村。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看到的伍家沟故事村全然是另一番景况——这里和周围许多村庄一样，宁静而安详，村民们各自忙碌着，几乎没什么人讲故事了。笔者想在村里找几个人讲故事，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几个公认的“故事家”和少数健谈的村民之外，大多数村民总是不能满足我的请求，因为他们不会“拍”②；在村里的小学校调查时，几个顽童自告奋勇地上来给我拍故事，但是在“拍”了几则简单的童话之后，他们很快就江郎才尽了，其中一个居然背起了课本上“神笔马良”的故事……更令笔者震惊的是，村口牌坊上由
二、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84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三家单位发起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启动，大范围的搜集整理工作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1986年，丹江口市为完成本地区的“三套集成”工作，委任六里坪镇文化站站长伍小平担任本市“民间文学集成”的主编，负责挖掘整理当地的民间文学作品。丹江口一带处于鄂西北文化圈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很快，伍小平就在六里坪镇附近发现了很多会讲故事、会唱民歌的村庄。但是，最终他只选择了伍家沟村，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搜集整理工作。至于为什么选择会伍家沟村，据曾经在伍家沟村跟踪报道的资深记者袁先生回忆：③
“沿途经过胡家堡村的时候，伍小平就说，这个村（的故事）比伍家沟村丰富，还要多。可能这个村里当时咧，不太重视民间故事，所以
伍小平自己也说到，在去伍家沟村以前，他还去过肖川乡④的芝河村。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很多人还认为搜集民间文学作品有“左”的倾向，伍小平被逐出芝河。“三套集成”工作开始后，伍小平带着市里为搜集整理工作出具的介绍信又来到了芝河。这一次，村里的干部热情地接待了他，使他在芝河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就是在芝河，伍小平碰到一位来此走亲戚的伍家沟人，得知伍家沟一带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于是，伍小平转战伍家沟村，开始在这里挖掘整理民间故事。
伍小平在伍家沟村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村里对他的工作非常重视，为其提供很多便利条件，村民们对他的工作也十分配合。在伍小平的采录过程中，淳朴的村民们给了他最多的支持和帮助，他们讲故事的热情很高，并且不要任何报酬。伍小平在这里搜集了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还发现了一个能讲400多个故事的“故事大王”李德富。其时耿村的开掘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伍小平敏感地觉察到，伍家沟村也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他马上把伍家沟村的情况写成材料，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很快，省里的专家来到伍家沟村进行调查，经过专家的考察认定，伍家沟村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立了项目、拨了经费，在伍小平的不懈努力和各级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伍家沟村开始走上发展道路。1989年，《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德高望重的
故事集出版以后，时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的舒志超亲自主持了座谈会，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学者交流伍家沟故事村的研究成果。至此，伍家沟故事村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但是这个时候，伍家沟村还只是在省内受到了重视，还没有像耿村那样取得世界性的声誉，伍小平开始酝酿怎样把伍家沟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的印象，（当时伍家沟村）起码在新华社、中新社没有宣传出去，也就在湖北省。还有他们文化战线，内部的刊物，和刘守华⑤他们一些教育（界）的，有关这些民间文艺的，这样一些在宣传……但是要向上一层的报道，登上去，得有宣传力度（才行）。”
1991年，袁先生写了一篇伍家沟村的报道，但是当时由于某种原因，这篇稿子署了新华社记者Z的名。通过新华社强大的辐射力，伍家沟故事村向全世界宣传开去。袁先生说：
“就从这以后啊，我差不多去了不少次，只要有活动，我就去……这样的话，有很多活动我们都给他报道了。‘伍家沟民间故事大奖赛’，这也是国际国内都报道了的。……这方面的报道，包括中新社的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这个我都发的有。”
1992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武当山下故事村”为题，用43种语言向全世界介绍了伍家沟故事村。这样，伍家沟故事村通过媒体的宣传在不长的时间内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成为各大媒体、特别是涉外媒体报导的焦点。急升的知名度又为伍家沟村赢得了国际学术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1993年3月，以刘守华和日本民俗学会会长野村纯一先生为首的中日民间文学考察团对伍家沟村进行了考察，考察团成员还有日本立命馆大学福田晃教授、广岛大学的加藤千代教授、新泻大学的桥谷英子副教授以及辽宁大学的乌丙安教授等；1994年10月，加藤千代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专家，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刘晔原带团又赴伍家沟村，为伍家沟村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调查；1995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作对伍家沟村进行了调查，并拍摄了关于伍家沟村的专题记录片。这是伍家沟故事村最为风光的时候，也是伍家沟村人故事讲得最多的时候。不少村民都回忆，那一段时间村里经常有外面的记者、学者来采访，“一来就是一大帮子”。在笔者调查的过程中，他们还多次提到曾两次来访的日本学者加藤千代。面对学者的录音机和摄像机，村民们大方地讲述着他们世代相传的故事，故事村的风采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期间，村里还举办了数届故事大赛。除了第一次是村里自己组织的以外，其他几届皆由上级有关部门组织，并吸引了不少学者和媒体的目光。尽管奖品不过是搪瓷杯、脸盆之类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乡亲们的积极性还是空前高涨，这些淳朴的山民们走上民间艺术的舞台，展示着自己的风采和民间故事的无尽魅力。参赛者中不乏著名的“故事大王”、“故事篓子”，也有不少普通的村民，他们不见得能讲多少故事，但是参与的热情依然很高。观众则回报他们以热烈的掌声，掌声不断，笑声迭起，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这样，村民们自发的故事讲述活动开始从台下走到台上，从深山走向世界，伍家沟村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民间故事村。这样的盛况一直持续到1996年《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第二集的出版。
1996年以后，伍家沟故事村逐渐归于平静。在笔者调查期间，村民们回忆，村里已经好多年没有举办故事大赛了，记者们也好久没有来了，连伍小平也不怎么来了——据说“好像去了吕家河⑥”。平时大家也不怎么讲故事了——“因为忙、没得功夫”。就这样，伍家沟村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就像笔者在这里所看到的那样。
三、思考与分析通过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村是特定时代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的出现和繁荣都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故事村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故事村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一）故事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首先，故事讲述这一民俗传统的存在是伍家沟故事村得以发现的前提。
所谓“民俗传统”，是“传统”这一大的范畴之下的一个小范畴。“传统在现代意义上是英文tradition的汉译，是指由历史沿传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道德、风俗、心态、艺术、制度等。”［2］（P23）民俗传统，也可以称作民间传统，则是与官方传统相区别的，包含了民众的文化、思想、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传统以及文字传统等等的要素［2］（P23）。民俗传统是民俗生活在久远的和广阔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定型化的一种力量，它既是个体民俗量的实践，也是所有民俗质的提升［3］。故事的讲述活动是民俗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久远的承继历程和众多的实践群体。
伍家沟村山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伍家沟村人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故事讲述活动长期以来自发地存在于在伍家沟村人的生活中，田间地头、茶余饭后，人们总爱“拍”几个故事来调剂单调的生活。同时，它还是人们传授知识、接受教化的重要渠道，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特殊纽带。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自发的讲述活动也没有完全停止，村民们仍在私下里“拍”故事。就这样，故事讲述活动作为一种民俗传统，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伍家沟村保存了下来。这一民俗传统的广泛存在，是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伍家沟故事村得以发现的前提。
第二，官方的认同和支持为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政府的文化策略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国家不仅放松了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利用种种有利条件，调动传统文化的因素来确立新的民族认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俗传统的复兴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并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的在场成为民俗传统的兴衰存亡的决定因素之一［4］（P318）。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有关学者和部门适时提出了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建议，并被政府采纳。“三套集成”是一项被誉为“文化长城”的伟大工程，被列为“八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部门对此都非常重视，纷纷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来开展这项工作。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文化工作者再也不会为了搜集故事而被戴上“左”的帽子，群众也不会因为“拍”故事而受到批评了⑦。伍小平下去调查的时候带上市里为“三套集成”工作开具的介绍信，这给他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仅普通村民积极配合，村干部也非常热心，做了很多协助性的工作。这样，他的搜集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轨，伍家沟村才得以从“三套集成”工作中脱颖而出，并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为和耿村齐名的故事村，成为湖北省一个著名的文化品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始终掌握着文化霸权，民俗传统只能在国家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发展。在两本《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中，收录的故事都在国家认同的主流文化范围之内，而超出当时主流文化范围、在当地流传甚广、深受村民喜爱的“荤”故事则基本没有收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霸权不是掌握在民众手中，而是掌握在官方手中、为其统治服务的。
第三，民众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和积极参与为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内生推力。
所谓自我认同，是自我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反思性投射的产物，是个体对自我角色的一种确认，是个体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以及它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回答［5］。在村落当中，地缘、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使人们容易建构一个象征的共同体，为作为共同体的村落制造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从而寻求一种自我认同。因此，他们会通过种种手段来展示自己的民俗传统，并藉此表达出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6］（P29）。
伍家沟村流传着许多新鲜、奇特的民间故事，很多具有地方色彩的故事为当地所独有，如武当山的传说、李自成的传说、陈世美的故事和为数众多的精怪故事。这些故事古朴刚健，是伍家沟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们借助这些故事营造出村落的认同，表达了他们对当地文化传统的自豪。在伍家沟故事村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伍家沟村人通过面向外界的讲述活动展示了他们悠久的历史、古朴的文化，通过参加故事大赛来表达他们对本村故事讲述传统的自我认同和强烈自豪感。不管是伍小平初来搜集整理之时，还是众多学者、记者来此调查采访之时，淳朴厚道的村民们都积极配合、积极参与。而正是在村民们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故事村的各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伍家沟村才能成为世界闻名的故事村。因此，民众的自我认同和积极参与是伍家沟故事村得以发展的强大的内生推力。
第四，学者的关注和媒体的宣传加速了伍家沟村走向世界的进程。
学者的初衷是从学术目的出发，去论证伍家沟村故事讲述传统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去保护和发掘珍贵的文化资源，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客观上提升了伍家沟的知名度，为伍家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在伍家沟被发现以后，湖北省群艺馆研究员韩致中多次深入伍家沟实地调研，发表了数篇关于伍家沟的论文，把伍家沟村誉为民间文化的“半坡遗址”，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伍家沟的情况；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会长、华中
媒体的宣传也功不可没。“在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对象的知识和想象，日益依赖于专家、媒体的教育、宣传和鼓噪。”［7］媒体渲染甚至夸张的语言激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其强大的宣传效应满足了外界、特别是异域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对于陌生文化现象的想象。在这样一个民俗传统迅速消亡的时代，人们对那些仅存的民俗传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媒体则有意识地将这种传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推向了世界的舞台。在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过程中，众多媒体、特别是涉外媒体正是把这里的故事讲述活动作为一个传统民俗文化的载体，通过强有力的宣传，使之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最后，必须单独提到伍小平的个人作用。
在耿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故事村”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认为故事村必须具备三点重要条件：
“1、必须有一个占居落人口一定比例的民间故事讲述家群体，特别是要有一个民间故事讲述家群体；
2、必须有比较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有活跃的讲述和热心的听众群体；
3、必须有大批高质量的故事作品。”⑧
如前所述，伍家沟村一带是民间文学的“富矿”，就在伍家沟村附近的很多地方，如临近的胡家堡村，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故事资源。如果把以上三点作为确定故事村的基本依据的话，伍小平调查的地方中应该不只伍家沟村具备故事村的条件。但是伍小平最后选择了伍家沟村，也许这里的老百姓淳朴厚道，也许这里的领导配合积极，也许这一切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伍小平当初选择的是胡家堡村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那么就没有伍家沟村作为“这一个”的独特性，伍家沟村也就不会有以后的辉煌了。
在伍家沟走向辉煌的过程中，伍小平扮演着一个多重的角色：作为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他是官方发起的“三套集成”工作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在深入基层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同时，他又以一个学者的敏锐，意识到伍家沟村民间故事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他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通过种种方式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学者和媒体的关注，为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伍家沟故事村的发展过程中，伍小平的个人作用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又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因素。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伍家沟村才得以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伍家沟故事村的出现和繁荣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各方面的合力“造”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二）故事村的兴衰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迅速地由价值理性向目的理性转变，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日渐强化⑨。在我国日益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目的理性化的价值观也逐渐被人们所接纳，并迅速贯穿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更加明显。故事村从繁荣走向沉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首先，这一过程反映了官方统治策略的转变。
在社会价值转变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把经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对于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则相对减少，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伍家沟村直属的六里坪镇，由于紧邻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配套业极为发达，镇里领导对工业的发展非常重视。而故事村的发展虽然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但是并没有为当地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随着镇领导的频频换届，对伍家沟故事村的关注和投入慢慢减少了。而临近的官山镇，因为没有什么企业，工业发展远不及六里坪镇，所以官山镇的领导对吕家河民歌村的发展极为重视，并给予大力的扶持，走上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现在，吕家河民歌村的旅游业发展得如日中天，而伍家沟故事村没有官方的支持和重视，各项工作的开展没有财力物力上的支持，渐渐走向困顿。
其次，这一过程也表明伍家沟村人价值观念的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伍家沟村人也慢慢接受了市场经济的观念，他们的价值观开始朝着目的理性的方向发展。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心于“拍”故事了，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忙碌，因为靠“拍”故事不光不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反而会占用他们劳动的时间。伍家沟村人的讲述行为迅速从一种“盲目的热情”转向“理性的选择”，在这种理性化的选择中，故事的讲述行为逐渐退出了伍家沟村人的表演舞台甚至生活舞台，故事讲述活动渐渐地趋于没落。
第三，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转变在伍小平身上的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曾经为伍家沟村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小平也开始“自私”起来。有的村民甚至认为，正是伍小平的“自私”导致了伍家沟故事村的衰落。他们认为伍小平在后来只顾自己捞取利益，而没有把伍家沟村人的利益放在心上，他通过伍家沟村名利双收，而伍家沟村的面貌则没有因此发生多大的改观。如今他挖光了伍家沟村的“金矿”，就对这里弃之不顾，转向临近的吕家河发展民歌村了。因此，他们对伍小平的意见颇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配合伍小平的工作了。
现在看来，伍小平的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伍家沟故事村从繁荣走向衰败的导火线。在他认为伍家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以后，马上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点，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有利条件，又成功地推出了吕家河民歌村⑩。一方面，吕家河的推出和崛起吸引了原本可能会给予伍家沟故事村的关注；另一方面，伍小平的“叛变”和离去，瓦解了伍家沟村村民们对故事讲述传统的认同和自豪感，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故事讲述的热情和参与。从此以后，故事村因为无人指导和经营，一天天走向困境。
从伍家沟故事村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四、结语至此，笔者心中的谜团似乎已经解开。故事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故事讲述这一民俗传统的存在是故事村得以发现的前提，官方的认同和支持为故事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民众的自我认同和积极参与为故事村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内生推力，学者的关注和媒体的宣传加速了故事村走向世界的进程，而个人在故事村的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当时代条件发生变化、其中某些因素发生改变的时候，故事村也就失去了其繁盛的根基，必然会从高潮走向衰落，从辉煌归于平静。故事村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由价值理性向目的理性的转变。因此，故事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本文是
［注释］
①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指《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是1984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三家单位共同发起的一项声势浩大的民间文学普查工程．
②当地方言，即“讲”的意思．
③信息提供人
④肖川乡位于丹江口市境内，与六里坪镇毗邻，现为肖川镇．
⑤刘守华，男，1935年出生，华中师范大学
⑥吕家河民歌村，位于丹江口市官山镇，被誉为“汉族民歌第一村”，也是伍小平发现和挖掘出来的．
⑦在文革期间，人们是不能随便讲故事的，在伍家沟就曾经有人因为拍故事而受到批评。因此，在文革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不敢随便讲故事．
⑧袁学骏：《关于“民间故事村”的内涵》（系作者为1991年耿村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收入《耿村文化大观》（下），第2744—2747页．
⑨价值理性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内容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而目的理性关注的则是不从任何既定
的价值取向出发，纯粹从形式上来计算、权衡行为的手段与结果。在目的理性看来，价值理性就是“非理性”的。通俗地讲，由价值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转变即是由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转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马克思·韦伯认为，这种日益目的理性化的趋势正是“现代化”的实质．
⑩对于吕家河民歌村的繁荣和伍家沟故事村的衰落，笔者认为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转变的结果。因为相对于故事来说，民歌更能满足听众的娱乐需求，存在着广阔的消费市场；而故事的娱乐功能不强，在当前条件下不具备发展、繁荣的条件。再加上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所以伍家沟在目前民俗旅游的热潮中不具备和吕家河抗衡的实力。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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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Chun
（Institut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story village is one of culture phenomena. The author,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finds that story village is the product of the special period, not only a culture phenomenon, but also a complicated social phenomenon.
Key words:
［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课题“民间叙事的讲述与表演”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周春（1980－），女，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间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