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告称，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下调距离央行上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到半年时间，也是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上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在2008年12月。之后从2010年1月起，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0%，通过对金融机构准备金率共计600个基点的上调，来回收市场过多流动性以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表示，央行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理论上讲是符合逻辑的。他指出，从中国经济当前的状况来看，实体经济普遍资金短缺，加之CPI的回落等原因促使央行下调准备金率。“包括金融机构的资金也非常紧缺，而21.5%这样的准备金率实际上是很紧的。”吴晓求表示，由于外汇占款有所下降，外资的流出使得未来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未来预计还有2-3次下调的机率。

　　“我们预计，今年底至明年2月份是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重要时间窗口。”昨天，农行战略规划部发布的宏观经济周报认为，针对外汇占款负增长这一超预期事件带来的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无疑是短期内缓解市场资金面压力的较好选择，也符合预调微调的政策导向。“在这样一个外需不稳，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趋弱的关键节点上，央行通过下调准备金率传递出稳增长的信号，这是央行货币政策微调的进一步体现。”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之前市场大家普遍预测存款准备金率会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点略早于预期。李慧勇认为，此番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主要原因是由于10月份外汇占款大幅减少，货币被动收缩，经济加速下滑的风险增大，因此有必要开闸对冲。“从央行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看，11月份外汇占款大幅减少的可能性比较大。”李慧勇说，当前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是从“定向宽松”过度到“全面对冲”。至于下一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时间点，则取决于外汇占款是否继续下降，以及超额准备金率是否逼近0界值。还预计，CPI这个月会加速回落，估计回落到4.2%上下。工业增加值也会加速回落。

　　FX168财经集团高级金融分析师魏军指出，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存在进一步放缓的风险。欧美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局面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央行放宽存款准备率意在缓解市场中流动性紧张的局面，有利于缓解经济放缓的压力，改善了风险偏好，欧元、澳元等风险货币受益。澳元/美元周三(11月30日)欧市盘中快速拉升至1.0060附近，因中国央行意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刺激了市场的风险情绪。

　　存准率就是用来调节银行可放贷款量的。前几年存准率几次上调，已达到国际上的历史最高位。周小川还说过，应该没有存准率上限。为什么没有上限？没有上限，那是因为，国际热钱到底会流入多少是没有上限的。要平衡银行可放款量，存准率必须跟着上调，不然，通账立竿见影。而现在到了国际热钱外流的时候了。目前是苗头初现，理所当然也应适度微调。等到外流高潮出现，也就是存准率大幅下调的时候。

　　继今年10月CPI出现较大幅度回落，跌破6%之后，市场预期11月CPI或将再次出现大幅回落，涨幅将降至5%以下，均值为4.4%左右。在通胀压力迅速回落之际，市场对于央行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不断升温。物价指数出现大幅回落，直接催生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放松的预期。国泰君安表示，此前全国20多家农村合作银行已经恢复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出的政策信号非常明显，即在目前热钱流出、货币市场资金偏紧的大背景下，未来随时有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中国人民银行16日发布的《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示，下一阶段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根据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在这份重要的政策声明中，许多政策口径发生了较大转变，“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如期加入，而“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一提法则淡出，并首次提出“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

　　从各方面的判断来看，此次央行下调存准一方面是源于外围因素影响，经济下行风险逐步加大，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明年的出口、消费和投资面临严峻形势，经济减速难以避免；另一方面，随着货币发行进入周期低谷和PPI的下行，未来CPI也将随之下降。因此，‘稳定经济增长’将受到更多关注。”在27日举办的“2011钢铁中国·淄博钢材形势研讨会”上，谈及下一阶段和明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取向，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另一方面，通胀形势有所好转，热钱逐步流出，也为货币政策的放松预留了一定空间。

　　不过，对于央行急于放松货币政策，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在《年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性不大》表示，目前经济增长质量下降，获得单位GDP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如果央行为了追求GDP而放松货币，无异于对投资拉动GDP增长模式的绥靖，对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继续上升的认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投资占GDP的比例为43.9%，2009年为47.7%。2010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8%，拉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投资拉动贡献如此之大，已成畸形的尾大不掉之势，货币推动投资，投资贡献GDP的经济循环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虽然实体经济下行，但通胀压力不减。原材料成本与居民生活成本未见显著下降。一旦中国放松货币，最主要的效果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对中国经济转轨大大的不利...  ...此时放松货币只会越放越乱，拖延改革步伐。

　　在今日召开的2012世界经济展望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夏斌（微博）在演讲中表示，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夏斌认为，稳健政策是指确保实体经济保持8%-9%增长速度的合理供应，并不是过去两位数增长时的货币供应。他同时指出，货币政策微调并不是指会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在这方面不应该抱有幻想。对房地产的调控一定是保持不变的。他也表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关键在财政政策，不要指望货币政策的松。”中国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中国应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加快像中小企业、高新企业倾斜。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金融专家尹中立此前曾表示，物价的回稳使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提出了“2009年重新再来”的口号。不仅如此，国际上希望中国放松货币政策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希望中国再次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但笔者认为，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必须慎重。

　　我们还是看看历史的教训吧。2008年11月份开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决定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最初的估计，2009年的信贷总量应该在5万亿多一点，结果却是前6个月信贷总量就超过了7万亿，全年的实际信贷总量超过了11万亿(统计口径是9.5万亿，还有2万多亿在银行表外账户)。“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

　　为什么中央的“适度宽松”变成了事实上的“极度宽松”？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而银行缺乏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仅来自做出政绩的需要，其中很大的动力来自寻租的需要。按照现在的政府控制体系，地方人大对本级财政有预算控制的权力，但事实上这种控制权力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设立“融资平台”到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担保，成为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有些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倍，财政预算的功能基本上是虚设的。

　　如果只是地方政府有投资冲动的话，事情还不至于搞糟，因为投资需要资金，只要银行有风险控制能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不会出太大的娄子。而现实的情况是，银行并没有真正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机构，按照当年朱镕基总理的说法，银行给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地放款"至少是被迫加自愿"。对于银行的负责人而言，多放贷款可以增加自己的奖金，而他们对信贷的风险不负任何责任。

　　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成为地方政府现状的真实写照，而商业银行由于股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还没有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银行是政府的附属物。在此实际背景下，控制和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成为中央政府永恒的主题。这里的所谓"控制"主要就是对于货币与信贷的控制，保持信贷与货币的合理增长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底线。

　　1992年的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导致了1993年、1994年的物价飞涨和经济过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时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直接导致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和上万亿的银行不良贷款。到1998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达到了28%。之后，中央政府总结了这些教训，牢牢把握住了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不突破。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搞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对于货币与信贷一直采取了"稳健"的方略，避免了经济大的波动，这是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