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中国世风日下的说法一直盛行。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使公众又一次提起这个话题：怎样才能拯救世道人心，也就是道德重建问题。

　　针对“小悦悦事件”，有人倡议立法惩罚见死不救的行为。这在各种各样提议中，几乎是最不靠谱的一种。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即是：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这道理未必适用所有情形，但在类似小悦悦事件的情形中，无疑是对的。

　　在人们的道德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自发行为，即不需要强制，大多数人凭着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都会自发行为的，例如，爱父母，爱孩子。而对于这部分行为，如果要法律来要求，强制性义务的铁腕很可能会抑制自发性、灵感和创意。一个男子本来很爱他的妻子，但如果法律强制他每天送她一束花，这极可能窒息他原本自发的爱。在小悦悦事件中，见到一个小女孩倒在血泊中，把她从路上拉离险地，其实就该属于这种自发行为。哪怕在世风日下的地方，很多人失去了这种自发性，那么也该是靠社会舆论这样的软性压力来促成这种道德行为。如果要靠法律来强制，那反而让社会堕入“民免而无耻”的境界。

　　道德不能指望法律惩罚来重建，同样也不能靠说教。广电总局最近发出“限娱令”要求：每家省级上星卫视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这类电视节目能不起反作用，就该念阿弥陀佛了。此类节目常常宣传一些难以企及的道德楷模，让人觉得伟大，但我辈永远不能效仿。过长时间暴露在这种节目辐射下，反而会使人厌恶整个道德义务概念。以说教方式来重建道德的，哪怕是做得很聪明、巧妙，也仅仅有助于形成一种良性社会舆论压力。社会道德规范作为外部压力作用于个人，其中一部分能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行为。但千万不能夸大这种“内化”的作用范围，以为光靠舆论的狂轰滥炸、甚至口诛笔伐能够拯救道德。说到底，人的内心不是橡皮泥，不是靠说教就能够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甚至可以说，重建道德的最关键之处，并不在道德领域之内。

　　罗素说：没有什么像财富的增加那样能够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也没有什么像财富的减少那样能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平。这句话很多中国人会反对，他们认为从80年代到现在，GDP的增长伴随着的是道德水准的下降，而出手相救小悦悦的陈阿婆是一个拾荒者。不过，如果将罗素的话稍微变化，除了财富增加外，再加上适度的公平分配，使多数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的道德水平无疑将会大大提高。所谓有尊严的生活，并不需要巨富，小康水平就够了。如果一个社会的机会是开放的，多数人无需摧眉折腰事权贵，就能做到衣食无忧，那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没有太多可担心的，不管这个社会盛行的是孔教、佛教，或是耶教。这并不是武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根据道德自身的特点而言的。

　　道德的本原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个人如果在有尊严的环境中生活，他的同情心没有被自身的经历所戕害，例如贫困、不公正的待遇、压力下的过劳工作、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他的道德意识以及行为就会维持在正常水平之内。如果社会上有大把机会让劳动者仅凭勤劳就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养猪户多半不会给猪喂瘦肉精，奶农不会往牛奶里填加三聚氰胺。很多人羡慕西方社会的社会公德，说这是缘于他们有宗教信仰。宗教于道德的作用不可能忽视，但恐怕最为基本的是他们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就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像中国的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

　　这样说或许有物质决定论的意味，而让很多推崇穷人的美德的人嗤之以鼻。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从赤贫到小康这一范围内，物质生活水平直接影响人的行为选择范围，对人的尊严生活、道德意识影响是巨大的。旧时中国农村一直有零星的溺杀女婴行为，基本上为社会所容忍，这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一旦温饱稍有保障，这种行为就变得不能接受了。孔子很强调伦理道德，但他知道对于贫民应该先“富之”，再“教之”。

　　如今中国的物质并不贫乏，但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差异悬殊使得相当多一部分人挣扎于基本生存；哪怕在衣食已有基本保障的人群中，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压力下的过劳工作也会影响这些人的个体尊严感，影响他们的同情心和道德意识。

　　当然，本文绝不赞同唯物论，不主张任何单一因素对道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出现的道德滑坡，既有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政治源头，亦有社会组织不发达、缺乏互助意识这样的社会源头（其部分亦能归咎于政治），但也确有文化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自身原因。前面强调有尊严的个体生活对个人道德意识影响巨大，这种“尊严”不仅有物质因素，尚有相当多的文化因素。政治能解决的是“富之”问题，但如何“教之”就是道德领域自身的事情了。忧患于道德滑坡的学者、评论者、媒体工作者，对于政治因素或许只能起到“围观”的作用，但对于文化建设却应该有自觉的主体意识，他们应该致力于阐释什么是真正的尊严。前阵子在芮成钢与骆家辉关于乘坐经济舱的一问一答中，其体现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尊严观：一种以有钱、有特权为荣，另一种以自食其力、问心无愧为荣。努力营造一种健康的价值观、尊严观，或许是在道德领域内自身能做的事情，而其余的分配问题、公平问题、社会组织之类，这些对道德影响巨大的问题，其解决之道却在道德领域之外。

　　(“透明中国”首发     作者：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