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2011年的经济情势，“通货膨胀”肯定会作为一个关键词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年初的两会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把“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列为一些“没有根本解决”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关于低收入户，他特别指出：要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绝不能让物价上涨影响低收入群众的正常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居民消费价格1—9月的涨幅同比为5.7%；而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食品”类消费价格的涨幅是12.5%，“居住”类消费价格是6.0%。

　　对于低保对象而言，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冲击更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低保对象的日常消费支出是被政府计划了的。物价上涨，首当其冲的必然是他们。

　　2010年年底，城镇的平均低保标准为月人均251元。如果按“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5.5%计算，城市低保标准应该增加到265元。2011年1—9月，城镇的平均低保标准为月人均278元，似乎可以满足需求。

　　但是，低保家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居民是不一样的，在国家统计局规定的8类居民生活必需品中，“食品类”和“居住类”是低保家庭必不可少的，但偏偏是这两项涨幅最大；其他6项涨幅比较小的，却对低保家庭影响不是那么大。因此，完全按“居民消费指数”计算，就有问题了。

　　如果按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0%和“食品类”的涨幅12.5%来计算，城镇应该为282元，目前的标准就嫌低了。

　　如果拿城镇居民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作比较，可以发现，低保标准实在是非常之低。就全国的平均数而言，低保标准仅占一般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只有5个地区是超过20%的，包括西藏、天津等；在16—19%之间的有14个地区，包括北京、河北、上海等；在15%及以下的有12个地区，包括广东、重庆、江苏、浙江、福建等。其中最高的是西藏，最低的是广东和福建。

　　以上的统计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按照欧盟的模式，社会救助标准应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之间。即使是在社会救助方面一贯比较保守的美国，社会救助标准也会在社会平均收入的33%上下。现在中国的数字是15%，仅为欧盟标准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美国标准的二分之一弱。

　　在年初的两会报告中，温总理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据媒体报道，记者发现目前全国31省区市已提前 “完成任务”，都建立了“联动机制”。其中，有22个省市区是以CPI涨幅作为启动联动机制的条件。

　　虽然如今各地区都已经在考虑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调整低保标准，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以“居民消费指数”作为调整的依据却是有缺陷的。如果按“居民消费指数”全部八大类来决定调整的时机和计算调整的幅度，影响有限的6类会大大“稀释”影响最大的2类的“贡献”，会使调整的幅度偏小。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设计低保标准的调整机制时，都从技术上加以慎重考虑。在调整方案中，用加权的方式突出了“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影响。或者用专门对低收入群体采集数据的方式，专门做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指数”，以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考虑，即用“居民消费指数”和“社会平均收入”构成一个综合指数，作为低保标准调整的依据。

    （与刘蔚玮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