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体是农村，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这些年，无论统计数据、抑或亲身感受，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是有了明显改观。但正如“仓禀实”与“知礼节”并无必然关系一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似乎并没有水涨船高地拉动农民的“尊严感”。调查表明，农民表示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受到了尊重的占比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

　　从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今日的新农村建设，在立足三农本位的取向下，政策制定者们总是弥图修复城乡之间的断裂，令“体面”与“尊严”离农民近一些。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只是奉献最珍贵大米与农副产品的农民，却长期身处在阶层序列的最后一位。中国农民的尊严感丢失在这些看得见的场合，而被歧视的原因，说出来都是些不难想见的理由：譬如不整洁、不时尚、学识低、挣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