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效解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之前，在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前，在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之前，在上海实体经济以及金融气质迈上新台阶之前，在国际环境与竞争形势大幅有利于中国有利之前，上海尽管可以期待“纽伦沪”格局早日形成，但历史规律恐难逾越。

　　在国家对上海从目前到2020年的发展定位明确之后，上海的确迎来了经济结构与经济分工战略升级的黄金时期。如果上海能够充分把握这段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消除制约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瓶颈，顺应市场要求，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则未来十年，随着人民币的渐次国际化以及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监管水准的不断提高，则上海不仅有可能奠定在全国经济与金融版图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有希望到2020年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果真如此，上海将再度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的“首席选手”。

　　只是应当看到，虽然上海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付出了20年的艰苦努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要素发育也已不断完善，例如，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拥有国内最齐全的金融交易场所，形成了涵盖货币、证券、黄金、期货、外汇、保险市场的层次清楚、分工明确的市场体系，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也在不断加强，相关运营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但情形并不像某些媒体描述的那样乐观。

　　事实上，在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几个关键性指标，例如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发育、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以及有效的政府监管等方面。上海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与纽约、伦敦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竞争态势来看，上海更应清醒看到：其在全球金融坐标系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未来一段时期，纽约、伦敦等顶尖金融城市对上海的竞争挤压以及新加坡、香港与孟买等同级别城市的竞争与挑战可能日趋激烈。而且，亚洲另一重量级国家—日本，一向不愿一衣带水的中国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势力。

　　而从操作层面来看，尽管上海在业已公布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实施细则中，已就如何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措施，但无论是攸关金融中心发育状况的体系建设，还是关乎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金融创新乃至相关配套制度环境建设，都离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

　　众所周知，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国际顶尖金融中心，除了各自都有一个能够独立运作的本国货币之外，关键因素在于各自在本国金融与产业分工中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这种领导地位早已渗透到整个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市场市场人脉之中。但在中国，建国以来形成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国内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几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担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金融机构将总部迁到上海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考虑到日趋加快的深圳和香港经济一体化步伐，则上海还将面临这个未来超级金融圈的竞争挤压。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核，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须拥有高度发达且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这方面，上海不仅难与纽约和伦敦抗衡，就是与香港和东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而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也是上海亟待改进的层面。上海所需要的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一个缺乏市场发育和充分竞争的城市，即便政府干预与管理水平再强，恐怕也不能实现金融中心的梦想。此外，上海尤其欠缺能够领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金融人才。

　　可见，上海尽管具备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但金融中心的创建从来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上海有效解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之前，在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前，在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之前，在上海实体经济以及金融气质迈上新台阶之前，在国际环境与竞争形势大幅有利于中国有利之前，上海尽管可以期待“纽伦沪”格局早日形成，但历史规律恐难逾越。

　　最后，尽管上海迎来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时间窗口，尽管跨国公司乐见上海开通国际版，尽管国际金融改革话题和货币体系的重建如今越来越难以回避中国，但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国参与全球金融分工进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载体，历来是美英竭力维护的“高边疆”。如何让国际上一向与中国不那么同道的国家和金融机构接受上海成为超级金融城市，显然需要国家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