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整体规划，而且改革者必须有足够的政治魄力，敢于碰硬，否则一遇到问题就退回来，总是避重就轻，必将一事无成。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拿朱镕基时期的改革来讲，什么是全局?什么是一隅?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所推行的改革是系统的互相配套的互为依托的。大局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政企分开。所以不论有多大的压力，他都能能够顶住压力，竭力推进。所以，尽管有人说他在顺序上走的不怎么对，但他的改革在整体上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至少现在我们的国企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如果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于政府的改革没有一个系统的全局性的规划，只是由各个部委自己去改革。必然会由于主政者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进而也就不可能在任何一点上下定决心，以至于实际上的改革不可能顶得住任何强大的压力与阻力。所以改来改去，凡是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的，几乎都没有任何进展;有进展的都是那些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好处的，没有阻力的地方。

　　改革路径选定为先易后难，本质上还一种得过且过的没有战略布局的路径。而我们却准备把这种路径始终坚持下去。改革初期，我们先从经济领域搞起来，而经济领域首先从农村搞起来。并不是所谓的“先易后难”。回头看看，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恰恰是恢复生产，尤其是关乎国家政局稳定的农业生产。所以当时的改革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初期战略，但是至少坚持了从最关键的最需要改革的地方改起，而不是遇到问题就绕过去。打破农村的生产公社，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改革难度不可谓不大，风险也不可谓不高，但是当时我们还是改了下来，没有逃避。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价格改革不放开，经济体制改革就止步不前，改革的成效及会打折扣。于是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坚决顶住压力，进行了后来的“价格闯关”，为什么叫闯关?又为什么闯?叫做闯关，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放开价格必然导致一段时间的抢购风潮以及物价疯涨，也就是很可能直接导致全国动荡，弄不好，这个党就会因此而丧失政权，这项改革的风险可见一般。但是我们当时又必须得去闯，为什么呢?因为不放开物价，我们的改革进程这个就会停止，那么前期的成效很快就会丢失，因此，为了中国的发展，那一代的领导集体，顶着如此大的政治风险也还是坚决推进了这项改革。

　　当然，先易后难也许就是那一代领导集体时期提出来的口号，但是这并不是说先进行阻力小的、风险小的改革，后进行阻力大的、风险高的改革，总是避重就轻。因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讲:矛盾的解决关键取决于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解决，如果我们总是回避而不去解决主要矛盾，而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主要矛盾没有多少联系的次要矛盾的解决上，那么次要矛盾解决的再多也无法真正推进事务的实质发展。你可以想办法先从外围入手，通过解决一些次要矛盾来为解决主要矛盾做些前期的必要的准备，但是绝对不能逃避主要矛盾，更不能以次要矛盾的不断解决来替代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在一开始就得非常明确，这些次要矛盾的解决是为主要矛盾的解决服务的。作为一个政治常识，稍微有政治眼光的人就应该知道，总是避重就轻，真正有难度的改革就几乎永远也不可能推开，因为阻力势必越来越大，同时也会使改革的风险看上去似乎也越来越大。

　　因此，那一时期提出的“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选择，应当是这样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多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一时还弄不清规律，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慢慢学习，或者譬如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条件还不具备，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当时的改革只能先从我们已经懂得的东西入手，先解决目前有条件的，在发展中通过认识的深入和条件的积累再逐步解决那些原来不了解的东西和原来条件不成熟的领域的改革。简单的来讲，就是先解决会的、通过努力就能解决的，不会的暂时解决不了的先放放。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当时，人们对于改革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系统的打算，对于关键问题与主要矛盾是积极面对的。这和现在有些人理解的和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难度小、风险低的先解决，难度大、风险高的后解决”，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改革，不是不懂而是已经非常清楚，不是条件不成熟而是条件早已具备，只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缺乏直面改革巨大阻力的勇气和承担政治风险的魄力，因此，对于关键问题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总是只解决次要矛盾，而始终不去考虑解决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的解决上总是一拖再拖。这样的改革策略，致使一些在前期的改革中才逐渐出现的伴生问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而愈演愈烈，最终往往是积重难返;致使我们总在不断的错失改革的良好时机以至于改革止步不前，让人怀疑我们的改革，并最终导致我们在国际上与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样的改革路径选择，往小点说：譬如我们反腐领域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只要稍作分析年轻的娃娃都会得出这是我们推进反腐必须做出的一个战略举措。但是我们的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在这里却对自己失去了起码的信心，因而装哑巴，就是不吭声，迟迟不敢作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由于制度的漏洞而沦落，最终使我们党“公布干部财产”由于伤及面太大，而只能无限期推迟。那么这样的后果就已经很严重了——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越来越危险。改革可能会使党有风险，但是不改革就会致使冰冻三尺，就肯定会亡党。往大点说，就是我们整个党的改革以及国家的改革，现在这个时期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首先是民主选举。包括党内的民主选举和政权的民主选举。不闯过这个关卡，我们的改革不管耍多少花架子都注定是不会取得实质进展的。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法制建设也已经很见起色了，民主化改革的时机已经完全具备，及时改革则可以促进我们的各种在发展中出现的伴生问题的及时有效解决，从而使前期改革的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而不足逐渐被弥补;如果不及时改革只会使得前期的改革中所出现的伴生问题愈演愈烈，最终积重难返，从而使我们前期改革的成效逐渐被淡化，而其不足与负面影响不断被放大，最终拖垮我们党的执政形象，致使我们下台，甚至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王艳军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