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约翰.伯西的《历史说中国获胜了吗？》一文，该文认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中说明中国创新将超过美国，对于最近一次商务晚宴上美国一家大型技术企业负责人说他们创新新产品的速度快于中国剽窃旧产品的速度，用快速创新方法击败中国，弗格森认为历史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而陶氏化学公司总裁安德鲁.利尖里斯认为创新活动由西方转到中国，在中国招募了500名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工作，人均专利数已经超过我们在其他任何地区招募的科学家。近三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指数排名，美国连续三年下降，现列第五位，中国连续三年上升，现列26位。现实已经说明中美创新差距在缩小。但是对美国的衰落，弗格森没办法，但有人问，如果他来管理一家美国企业，他会怎样做，弗格森没办法，他说：“我会迁到香港去。”

　　很明显，哈佛经济学教授管理不了美国企业，为何美国那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救不了美国企业？

　　我认为，这些经济理论均为纸上谈兵，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的一种推导。导致对经济战略主体性的研究缺乏研究，经济学家成模型研究、数据编排方面的奴隶，对于活生生的现实经济缺乏有效研究，这是一种演绎推理，与生活无关，于是美国经济学家变成了空谈。

　　另外，美国一批经济学家转向研究市井生活、犯罪、选举、腐败、制度、资本市场、交通、二手货、社会心理学等“娱乐化”倾向，或一盘散沙化，对企业如何更佳全球化战略较少研究，变成企业家整天醉死梦生于上市、发债、投机资本市场，通过期货操纵现货，用品牌用技术用游戏规则用关税用双反等来替换对企业如何更好全球化战略，变成这些均显示出对实体经济的打滑，或称为擦边球，难怪哈佛商学院教授管理不了企业这种悲剧。

　　当下的跨国企业是真正的全球化吗？

　　我认为，当下跨国企业是以外包式进行的，办公室在欧美、车间在中国、接电话报表统计在印度，这种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化企业是以“我”方为主的战略，是一种外包的全球化。所以哈佛教授只好把企业从美国迁到香港来降低成本。

　　当下跨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呢？

　　我们以中联重科收购一家欧企为例，一下子达到全球混泥土机械老大，这种双方全方位合作是种双赢，一度被国内研究界所津津乐道。但是我认为，这有风险，因为容易垄断。所以面临反垄断制裁、面临操纵某行业的指控、面临民粹乱局的排华风险。我认为，如果把同样的钱投资上中下游多家海外企业股权，不求控股，只求跨国合作多样化，用少量股权杠杆原理控制多个企业的最佳合作点，这才是阿基米德点，这是一种股权的全球化。

　　早先企业全球化以买原料、售产品为主，我认为这是企业全球化1.0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工厂、后勤、服务、财务等外包到海外，我认为这是企业全球化2.0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2.0的企业全球化救不了欧美经济，无法救助欧美就业和经济，于是反全球化和全球化发生了对垒，这时企业全球化需要股权全球化，不仅中国企业在海外要股权全球化，一些欧美企业本身也要与更多国家企业进行股权全球化。我认为，只有这种3.0的股权全球化才能救欧美经济。

　　所以，我认为，企业以国外市场销售多少比重来定义的全球化属于第一代，企业以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后勤服务来定义全球化属于第二代，企业以股权全球化，相关合作也股权全球化，这种1+1＞4淘汰1+1＞2的全球化属于第三代，只有第三代才是企业精细型全球化时代，这才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