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经济实力与战略设计及运用能力均与美国不在同一个量级的中国，若要在中美经济大博弈中谋求主动，进而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既需要展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要就关乎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切莫在既有国际与双边秩序框架下跟着美国的脚步起舞。

　　二战以来，全球最懂得玩战略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无论是昔日的超级大国苏联还是整体经济实力不输美国的欧洲以及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或者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败下阵来，或者上了战略高手美国的当，最终不得不在美国设计和主导的国际政经秩序框架下寻找自己的国家定位。而美国之所以屡试不爽，甚至在整体经济实力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其超前的战略设计能力以及由其主导的机制化经济与金融霸权密不可分。美国不仅拥有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超一流智库，更不乏布热津斯基、基辛格、迈克尔·波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丹以及尼尔·格雷厄姆等战略理论或实践高手，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预见性和战略谋划能力往往高出别国一大截；而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精心打造的金融高边疆，其超强的防范能力和金融霸权本身的惯性也决非一场金融危机所能摧毁。

　　时移世易，作为最近十年来快速崛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在经济规模和贸易力量方面正成长为日趋比肩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使得原本相对内敛的中国被迅速推到开放世界的政经舞台上演出，逐渐适应在美国主导的现行体制下生存和发展。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还面临着要求承担更大国际义务的压力。更难回避的是，中国的崛起正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世界政经版图，而美国作为既有国际政经秩序的设计者、主导者和既得利益者，势必对此产生不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不安心理下的逻辑衍生品。而美国也深知，以强硬姿态和中国打交道不仅收效甚微，还会损害自身利益。因此，怀着复杂对华心态的美国还是理性地选择和中国举行战略对话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重大利益问题。

　　尽管王岐山副总理一再告诉美国人，中美实力差距大，包括全球经济复苏在内的重大问题的求解依然要看美国，但在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家看来，经济实力与自信心不断上升的中国，肯定会寻求分享或者切割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在美中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面前，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在美中战略利益互动中，只能日益倚重其业已动摇的机制化霸权力压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以继续掌控中美博弈主导权；必要时还得由一向善于抛出新议题的学者们配合配合，通过描绘所谓的中美共治图景来“引诱”中国沉醉其中。

　　可以说，深谙趋势发展和国家竞争战略的美国，之所以愿意启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根本动因在于借助中国恢复其昔日无可匹敌的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美国异常关注中国在美国一向傲视全球的金融领域的动作走向，也十分担心中国在包括新能源、高铁在内的实体经济领域把美国甩在身后，因此，美国必须在中国整体竞争力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自己依然掌控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美国握有的技术标准，“锁定”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只要下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权在美国手里，美国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在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与金融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若真如此，届时中国要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博得主导权，难度无疑很大。

　　因此，综合经济实力与战略设计及运用能力均与美国不在同一个量级的中国，若要在后续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谋求主动，进而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既需要展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要在关键议题设计时，就关乎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提出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切莫在既有国际与双边秩序框架下跟着美国的脚步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