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土改效果的差异
众所周知，按照德·索托的解释：一个国家的贫困根子在于“死资本”。他和同事曾经计算过，全世界的穷人拥有的财产大约在9万亿美元，主要是住宅，这远远高于外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这些财产没有任何记录，所以他们不能以此作抵押、担保去借贷。由于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赶不上人口流动、城市化等社会变化的步伐，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财产只能游离于法律系统之外，因而成为“死资本”。而资产需要在正规的产权制度中，才能产生出大量的剩余价值。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曾经明确指出，在物质形态上完全相同的两栋房屋如果附着其上的产权不同，那么它们就是两件不同的商品，而且它们的市场价值可能不同。
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产权制度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而且，中国农民的土地曾经是有可能变成资本的。1953年，政府给农民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写道：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可耕地、非耕地（段、丘）X亩X分X厘X毫，房产共计房屋X栋X间，地基（段、丘）X亩X分X厘X毫，均作为本户全家（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作者本人手中就持有一份这样的产权证书（该产权证书属于湖北省天门县第九区徐马乡（镇）江家台村居民江莫儿、江永执、吴虾贵）。可是，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这明显是一种倒退。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都未论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抵押问题。参加《决定》文件起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韩俊称，《决定》中未提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那就是现在法律上不允许。”
58年前可以做的事情——农民的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58年后的今天反而不能做了——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8亿农村人口手中的土地、房产依然是“死资本”，因为交易“非法”而没有任何市场价值。这真是天底下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正因为政策上的倒退，导致农村凋敝，大量土地撂荒，农民生活困难，城乡差别扩大，农村消费难以振兴，因此导致扩大内需束手无策。
同样，中国台湾省也在1952-53年实施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组织得非常好，改革比较彻底，而且后来没有出现反复，因此，改革是成功的。当局把台湾土地银行作为“土改”的资金核算单位和政策执行机构。明确规定，土地银行在土改中负责发行实物土地债券，按征收地主耕地地价的七成逐笔偿付地主，并按10年20期办理兑付；搭发公营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股票，偿付地主其余三成地价；向领地或购地农民按10年20期征收现金或实物地价，全面办理农民在土改中的各项贷款等。这项措施保证了资金的筹措和融通。
土改后的中国台湾省，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购买进口设备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部分农村土地资本转向工业生产，从而使消费性的土地资本转变为建设性的工业资本。在土改条件下的农业发展，为培植工业的成长提供了市场、资金、外汇、劳力和原料，土地改革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起点。
两相对照，一场是流产的土地改革闹剧；一场是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实践。不用说，实际运行的结果已经告诉大家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