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教授讲述《惟寻真知启后人》的写作动机因

我是20世纪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77级”大学生。到2113年是我从事教师职业生涯的40周年，执教研究生工作的20周年，也是我人生的“花甲之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以为一介两袖清风的教书匠，对自己60寿辰的最好纪念，莫过于乘脑子还清醒、身板还硬朗的时候，写一本留住自己人生足迹的书，就算孤芳自赏吧﹗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创造自己人生的奇迹，逝水年华细斟酌。一个人一辈子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或者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于他的思想、情感和行动对增进人类进步的实际效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在于他已经拥有了什么，而在于他实际上为人类留下了什么，更在于他生命的脚印踩下有多深，人生走过来的足迹有多正，如何用他的人生轨迹而非话语去影响别人。我始终认为人永远只能用自己思想所投下的影子，去衡量自己所达到的实际高度。我不敢奢谈自己这一辈子对人类进步有多么大的贡献。外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沙一世界”；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沧海一粟”。其实“沙”也好，“粟”也罢，都是说任何一个人相对于大千世界来说，其能量和作用总是非常渺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哪怕小到一滴水、一粒沙，如果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去观察，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大世界。对于“77级”这个大学生群体中的每个具体人来说，无论他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还是名不见经典的小人物，毕竟总是一沙一世界，一水一永恒。因而我写这本书从某种程度来说，就自然具有普遍的时代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德育和志趣高尚的民族，《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这个人看问题历来习惯于单刀直入，以为“三立”无非就是“三做”，即做人、做事、做学问。在“三立”当中，“立德”要求做人要忠厚善良、品正心直，这是做人的基石，也是做事和做学问的基础。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和易逝的，唯有人的品德、功劳和学问才能流芳、不朽和永存。现时代的人不可能像过去的士大夫尤其像帝王将相那样，去构想那么多的人生不朽，但是做人、做事、做学问总是要照常进行下去的。我以为在当今的现时代，著书立说实质上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的一部分，是值得正义社会提倡和褒奖的。我读了一辈子书，也教了一辈子书。到2010年9月我完成本书初稿的时候，愚已独立地培养了158名研究生，其中45名博士生，113名硕士生。无论如何我不敢奢谈自己立德、立功，但可以算得上是立言之列的人，这在我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变”。翻开厚重的《宋氏家谱》，上溯5代我家没有一个读书人的记载，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本分农民。然而斗转星移，家族的香火传承到我辈，愚居然能够在大学里教书乃至写书，儿子宋威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理学博士学位。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家族的振兴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梦寐以求的幸事。一个人、一个家庭不是生来就是现在这样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逐渐嬗变成这样的。也就是说，愚之所以能够著书立说，为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超越祖宗的能耐，只是由于我有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而已。与祖辈相比较，我确实是一个“幸运儿”；与同龄人相比较，我就更是一个“幸运者”。当年那些与我一块儿读书的同窗学友，一块儿辛勤劳动的农民和工人，一块儿共事教书的中小学教师，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早逝了，大多数人已经失业了、下岗了或者退休了。他们当中不少人实际上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得以施展。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命运更多的垂青了我。我以为任何一个稍有作为的人的背后，仰仗的永远是国家、集体和团队，个人的能力和所起的作用从来就是很微小的。长期以来我之所以不懈地拼搏和忘我的工作，正是为了不辜负和报答时代给予自己的一切。知识改变命运，然而知识不只是改变了我一个人或者我一个家族的命运，实际上它改变了我们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

一本书通常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自古以来任何一本有含金量的书问世，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价值：一个是书本身的价值，另一个是写书人的价值。我深知自己出身寒门人微言轻，是一个从穷山沟里滚出来的“土疙瘩”，像我这样的人在大千世界里再平凡不过了。然而时代却给了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使我有幸成为一名重点大学的教师，从此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是一个在物质享受方面极容易满足和知足的人，但是想为人类知识长河留下自己“一粟”的野心却是欲壑难填的。我经常思忖，人类知识的积累实际上就像在雪地里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厚实。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自己或多或少的贡献。大学既是传授知识的殿堂，又是创造知识的摇篮。所以，我一直非常注重社会调查研究，重视对研究资料的积聚，希望能够为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提供一些鲜活的、真实的历史记载。今人所从事的每一项正义的、有价值的事业，都将变成为过去和历史，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历史从来就不是由某个人说了算的，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历史事实才能予以证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尽管我只不过是“77级”团队里普通的一员，但我却是一个长期致力于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人，一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地做出自己不懈地追求，期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后人们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尽管我还没有步入风烛残年的行列，但已经是花甲老人。因而总是习惯问自己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希望在自己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更有意义的度过。我写这本书不带有任何功利的杂念，纯粹是回顾自己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哪些是属于对人类知识长河的有益积累，哪些是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以检讨自己并警示后人。我写这本书更是一项留存个人记忆的行为。一切事情最终都将成为记忆，只有做出值得记忆的事情才有回忆。记得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曾经说过：“每个人都需要回忆。失去人生意义的危机感犹如恶狼，只有回忆能将之挡在门外。”所以，愚以为一个人无论他一辈子是贫富贵贱，也无论他生活得幸福还是痛苦，最终只能够成为他自己而不能成为别人。如果回顾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并没有记住多少或者压根儿就没有多少值得记住的东西，那只能说明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无精彩。因而我觉得写一本留存个人真实记忆的书，实质上就是在有生之年不断地打捞自己昔日的记忆。记忆是可以复活的，过去却永恒不再。

（选摘自宋才发教授自传《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