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药养医”在当下成了医疗服务行业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医院——不管公立还是民营的，办有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的庞大的零售药店体系，其药品的销售额大约占药品市场的80%。2010年中国成品药大约为8000多亿元，其中在医院中销售的就达6000多亿元。

　　无疑，药品的销售有巨额的商业利润——这从药价的构成中大抵可以看出。业内人士认为，药品的出厂价只占药价的10%~30%，这就是所谓的一零扣、二零扣、三零扣。最近媒体披露的一些药，出厂价的比例更低，有的甚至仅为零售价的二十分之一。构成药价其余部分的，全在流通环节——其中自然包括医院的收入与医生的“处方费”。

　　有些说法，听多了，似乎也挺耳顺，比如“以药养医”。按照一些人的解释，还相当崇高与正当，理直气壮——因为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严重不足，而对医生医疗服务的价格又定得很低，医院药房卖药批零差价的收入，是用来补贴医院运营费用的不足，用来给医生发工资和资金。

　　问题是，这种“养医”或“补医”，除了对旧的医疗卫生体制与机制具有“滋补”作用外，还有相当的“毒药”成分。其一是，除了“明补”外，还有大量的“暗补”，即除了医院15%的加价外，还有暗扣、返利等等。其二是，药品从集中招标到医院采购、回款中存在大量不正之风，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现象泛滥。其三，也是危害至深且巨的，把开处方的医生变成了零售终端，变成了个体药商药贩——以医卖药。在相当多医院的药房里，“潜伏”着药品销售的统计人员，每日或每周统计医生处方购药的数量，然后“医药代表”根据药品销售业绩派发“奖金”，日均收入可有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如影随形，这已经成了一些医生收入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然，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以医卖药”者绝非全部医生，甚至还不是多数，但从事此道的也绝不在少数，这已经成了行业的潜规则。由于有职业的方便，从对患者的问诊开始，有时真的使人想起了“探囊取物”这个词。

　　毫无疑问，在缺乏行政监管的情况下，“以医卖药”是当前大处方、过度医疗、滥用抗生素的根源；“以医卖药”是推动药价上扬、高价药旺销的推手；“以医卖药”是广大群众感到“看病贵”的不容回避的原因之一；“以医卖药”把不少好医生变成了好药贩、外国医疗器械的好销售。

　　如果说，“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还是高层次、有公家体制缺陷色彩、可放到桌面上去讨论的话，那么，普遍存在的“以医卖药”则层次更低，收益也更具体实在了——这张方开的药提成买车，那张方开的药提成付房贷。那么，医生对医疗技术的钻研，对医学科学的追求，自然就看淡了。职业的崇高，在金钱的一次次击打面前，难免不心动、不碎裂。因而，“以医卖药”的泛滥，对医疗队伍也更有整体性的杀伤力。

　　建立财政补偿制机，是这次医改提出的改革目标之一。问题是补谁？补哪些方面？补明的还是暗的？对“以医卖药”的灰色收入补还是不补？补偿的标准如何定……这些，虽然彼此心知肚明，但从未浮出过水面，进行过认真的分析调查。如果仅从收入来看，医生无疑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职业之一。

　　大家很清醒也很明白，比如现在实行的收支两条钱、零差率等等，为什么仅仅限于入不敷出的基层医疗机构，限于307种市场日渐萎缩的基药，而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至于“医药分开”的改革，则更是遥遥无期，甚至免谈了。因为，有比医生兼药贩，或者药贩兼医生更好的职业吗？医生这种职业当代整体性的变化与异化倾向，真是令人不胜感慨，特别令人惋惜。

　　“以医卖药”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群众耳有所闻，一进医院便疑窦丛生，这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医患的距离，关闭上了彼此信任的大门。如果某一行业的从业人员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也就往往随之发生了，这也就是当前医患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