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合二而一”
刘海龙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10009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建设和谐社会就要坚持辩证思维，摒弃“斗争哲学”。这不禁令人想起了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有关“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哲学论战。那场论战的主角之一杨献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斗争哲学的年代极力反对“在绝对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大力宣传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并使用了“合二而一”的命题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也正因此他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一大批持和他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受到了株连。然而，从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和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思维是非常一致的，“合二而一”的理念对于正确处理当今时代的矛盾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所以，重新审视那场令人心悸的大论战，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需要还受害者以清白，并进一步给“合二而一”观点以正确的定位和评价，发掘其重要的理论及时代意义，从中吸取教益，以利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本意探究任何一个命题如果离开它使用的语境，它的意义就会发生极大的扭曲。所以，要想弄清楚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本来含义和意图，还得从他使用“合二而一”的意图和语境入手加以分析。
对于“合二而一”的含义，杨献珍总的观点是认为“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观点的通俗表达。他认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另外的表达方式，它们的含义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结，也包括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他虽然总的来讲认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另外的表达方式。但他的讲稿中大量的内容是在反对“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重点阐明对立面之间互相联结的同一性。我们以杨献珍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五九班讲课的讲稿中“尊重辩证法”一节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这一节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干部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中的片面性讲的。他在这里虽然也讲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但是大量的篇幅是讲对立面的互相联结的同一性的。开始他就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然后分析了具体工作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接着进入对“对立面的统一”的论述。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明同一性：“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一方，它自己的这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然后从哲学史上对同一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合有无谓之元’，意即有和无的对立面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光辉的辩证法的思想。”“黑格尔说：‘开端在自身中包含着‘无’和‘存在’，他是两者的统一。’”“恩格斯说：‘在进行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与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毛泽东说：‘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1］（P293-312）总之，这一节的绝大部分杨献珍都在重点论述矛盾的同一性。
杨献珍在《关于“合二而一”的申诉》一文中多次提到“同一性”和“不可分割的联系着”的含义，并以此来论证“合二而一”的正确性。“矛盾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毛主席自己的解释：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同一个意思……承认矛盾的同一性，就是说，承认矛盾的事物之间有互相联结的关系。”他又说：“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列宁的一段话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是怎样能够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这里的‘同一’这个词的含意，不是相等或等同的意思，是联系的意思。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说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互相联系起来，又怎样互相联系起来的。”［2］（P6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杨献珍讲“合二而一”时，其意图重点是在阐述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然而，在讲同一性的时候，为了防止片面性或者被人揪住小辫子，杨献珍也注意提到斗争性。他在几次有关讲同一性问题的讲话中，都讲了类似的话：“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有矛盾，就有斗争。”“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1］（P217-232）
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关系辨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关系如何，是当时论战的焦点所在。杨献珍认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一样，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式，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结，也包括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而另一方则认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两者势不两立，“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很明显，这些观点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都有些失之偏颇。杨献珍一方对自己的观点遮遮掩掩，另一方则极力把“合二而一”引向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对立面，以达到整人的目的。笔者认为，抛开政治的影响，单纯从学术上来看，一方面“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两者的倾向性和侧重点却有所不同。
1、“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有机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从事物本身来讲，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又是“合二而一”的。关于这一点，杨献珍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中的解释是很充分的：“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在认识上，我没有把这两句话对立起来。在一般哲学书上阐释‘对立统一’时，或者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或者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我认为这两句话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由前一种说法，就是‘合二而一’，由后一种说法，就是‘一分为二’。我当时的认识是，为什么说‘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呢？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一’本来就是由‘二’构成的，即‘合二而一’的，所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是‘一分为二’的。”在该文中他还列举了这样一件事来说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联系：“1964年一位同志写了一篇介绍《千万不要忘记》话剧的文章，说到剧中的青年工人家庭发生了阶级斗争，是‘一分为二’。我在他的稿子上提了一个意见，叫他写上‘合二而一’这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青年工人的家庭成员思想中，本来就有两种对立的阶级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那个工人的丈母娘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个家庭本来就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后来的发展必然是‘一分为二’了。我那时关于‘合二而一’的概念就是这样的。”［2］（P71）
从认识事物的角度来讲，“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一方面，认识事物时我们把事物分为两个矛盾的方面，但是又必须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从双方联系的整体上去看待两个方面，才能真正了解两个方面的特点，从而真正达到把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如果只是“一分为二”，不同时“合二而一”，那么就不能达到“一分为二”的目的，不能真正了解两个方面的特点。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分成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但优点和缺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一方离开了另一方，那么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必须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全面地估计优点和缺点。因此只有在“一分为二”的同时，又“合二而一”，才能达到“一分为二”的目的，“一分为二”依赖于“合二而一”。另一方面，要想全面的认识一个事物，必须首先找出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因此“合二而一”是以“一分为二”为前提的。客观事物总是在统一中存在着对立，对立总是存在于统一之中的。因此只要不是主观地去“一分为二”，而是实事求是去发现事物内部的对立，那么越是深刻地认识事物内部的对立，就必定越是深刻地认识对立双方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在更深刻的基础上“合二而一”，掌握事物的本质。由此可见，“合二而一”依赖于“一分为二”。
2、“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倾向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1)“一分为二”强调的是矛盾对立面的存在；“合二而一”强调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存在。
在日常用语中常说的“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意思就是要看到存在于某一事物中的对立的两个方面，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在统一物的内部有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样，在形而上学只看到统一、一致的地方；辩证法总是看到统一之中存在着对立和差别，即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任何矛盾都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肯定的方面，一个是否定的方面。比如一个人就总是存在着好的和不好的两个矛盾的方面。这就是说，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即在一中存在着二。既然客观事物总是存在着矛盾，所以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也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认识方法，善于在思想中把客观事物分解为对立的两个方面，透过“一”来看到“二”、透过“统一”来把握“对立”。比如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分别看到一个人身上存在着的优点和缺点这两个对立的方面。
“合二而一”讲的是矛盾中对立的双方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以认识事物时要从总体上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能只看到矛盾对立面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不仅彼此对立、彼此斗争，而且还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矛盾着的每一方都同对立着的另一方彼此依赖着，而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矛盾双方就这样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任何事物不仅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就要注意从矛盾双方的联系中来研究矛盾双方，从统一体的总体上来研究矛盾双方，把矛盾双方综合为整体来确定事物的性质。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仅要知道他的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还要具体分析他优点和缺点是怎样联系的，优点和缺点哪个方面处于主要地位，才能从总体上对他有一个评价。
（2）“一分为二”突出的是矛盾的斗争性，“合二而一”突出的是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双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有若干不同的表现，如相互包含、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相互反对、相互限制、相互分离等等。这些不同的表现，反映出矛盾具有两种相互区别的基本属性：斗争性和同一性。斗争性是矛盾中与对立有关的基本属性，它的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和相互否定。相互排斥是指矛盾双方相互限制、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相互否定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反对、相互否决的态势和趋向。同一性是矛盾中与统一有关的基本属性，它的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贯通。相互依存是指矛盾着的每一方都同对立着的另一方彼此依赖着，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相互贯通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结，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存在着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
“一分为二”表明了事物中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的趋势，突出的是矛盾的斗争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中存在矛盾的两方面，到一定程度时，就再也不能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于是原来一个事物最后分裂为两个事物。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它促进了统一物的分解，使事物发展到另一个全新阶段。因此“一分为二”又表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化是绝对的、普遍的。任何事物总要一分为二，跃变到新的阶段。
“合二而一”表明的是矛盾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强调了矛盾的同一性。其实关于矛盾同一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本人在《矛盾论》中就作了充分的论述。他在《矛盾论》的“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提出了同一性的两种重要意义，他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同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些就是所谓的同一性。”［3］他又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3］
可见，对于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本人也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大过程中，也成功的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解决了不少的重大问题。然而，在对待“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上，他错误的把“合二而一”定性为了修正主义。
三、“合二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实践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说法及其论述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讲过：“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是和中国的实践结合；二是同中国的文化结合。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就是用中国化的说法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同样，“合二而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
首先，杨献珍使用“合二而一”这个词的意图本身，就是想用一种中国化的语言来表述“对立统一”的意思。他在回忆“合二而一”说法来源的时候说过：“我平常在研究对立统一规律时，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规律，古代希腊思想家能够有所反映，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会没有反映吗？因此，在翻阅中国哲学史料这类书的时候，就常留心这方面的问题。”［2］这中间他曾经发现了有“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等，一直到“合二而一”的说法，他认为“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观点的民族化的恰当的表达。
更为重要的是，杨献珍在讲述“合二而一”思想的时候，经常采用中国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通过中国人所熟悉的事例来说明这个抽象的哲学原理。1959年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讲话中，他曾经使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对立统一规律：“庄子《养生篇》有一段庖丁解牛的故事，很符合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庖丁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庖丁开始只看到牛是个囫囵（统一）的东西，是骨与肉组成的，骨肉之间，骨节之间，都是有隙可乘的，这样他就找到了解牛的规律。庖丁是懂得客观规律性的，所以他解牛的时候，是‘依乎天理’（自然纹理），‘固其自然’去进行解剖的，而不是盲目的乱砍一气的。”［1］（P229）在《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中，他用韩非子《势难》篇中的故事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所谓矛盾的同一性，决不是说矛与盾是同一的，矛即是盾、盾即是矛。中国的矛盾一词之起源也很有意思。韩非子《势难》篇：‘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其人弗与应也。‘此事之妙，即妙在同此一人，既卖矛，又卖盾，卖盾时，则自誉其盾之坚，无物能陷，卖矛时，又自誉其矛之利，无物不陷，这样就构成了矛盾。所谓差异就是矛盾，不是任何差异都构成矛盾，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同一性，即没有构成矛盾的条件。”［1］（P117）关于矛盾双方的互相转换，他引用中国古代的说法来说明：“周易系辞也有这样两句话：‘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P121）他用中国的说法解释“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要就是这，要就是那，不是这，就是那。”［1］（P131）他还曾经用塞翁失马的故事来说明辩证思维。
同中国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杨献珍讲“合二而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努力和尝试。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表达深奥的哲学原理，使之为人所乐意接受，他的这种做法仍然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1］杨献珍文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2］杨献珍文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刘海龙（1973－），男，河北涞源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发展理论、科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