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第二章 (5)吴晗、邓拓去世


 

 

          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5)

 

                         吴晗家破人亡

 

吴晗、袁震    据说1930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英文各得了100分的满分,数学却考了0分,北京大学不予录取。他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100分,数学依然是0分。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吴晗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其杂文《谈骨气》还入选中学课本,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

20世纪60年代,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是著名的明史专家。

吴晗个子不高,当时50多岁,身体已经开始发福。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微微挺着将军肚,很有派头。他的爱人袁震是个老病号,患有多种难治的病。袁震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都是她在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这位湖北才女15岁就写出了言辞犀利、慷慨激昂的反对封建、要求男女平等的“女子参政宣言”。25岁师范毕业后,她又以优异成绩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不久又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在清华读书时,她久慕同届高才生吴晗的大名。在袁震27岁那年,吴晗到医院探望这位多病的同学,他欣赏她的才气,爱慕她的性情。得知袁震因病不能生育,他也不在乎。不久两人喜结良缘。此后无论是风轻云淡,还是暴风骤雨,两人忠贞不渝,相偕相伴。由于袁震不能生育,起初他们抚养着外孙女吴翠,将当成尊重女儿一样抚养大了,要读高中了,他们在60年代初抱养了一对子女,抱养时女儿吴小彦才八岁,刚上小学,儿子吴璋年仅四岁,吴晗夫妇对他们非常痛爱。吴晗在工作之余常常怀里抱着儿子,手里拉着女儿在剧场和电影院,边看边耐心地讲解,疼爱之情,溢于言表。

导致吴晗大祸临头的起因是他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在写《海瑞罢官》剧本时,指导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这和今天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建设和谐社会是一致的。但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的历史年代,这种思想却给他招来了大祸。

吴晗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曲罢官戏,吴家竟遭到了灭顶之灾。

吴晗是中共党员,又是民盟中央副主席。1966年4月,民盟中央就开始准备批判吴晗的大会,分成三个小组,让千家驹、尚钺、楚图南、刘清扬这些故交揭发吴晗的历史问题。

民盟中央倾力准备批吴,但中共高层并不看好。6月4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民盟本身就是革命对象,要自己清算自己。

8月12日,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闻家驷、汪金丁再次到民盟中央提出斗争吴晗的问题,胡愈之等人当下制定计划,以全国政协礼堂为批斗会场,时间在17日或18日。这个计划得到中央统战部的批准。

这时,民盟内部干部的造反意识也高涨起来,他们质问:为什么民盟要关门斗吴晗?为什么不开十几万人的大会?为什么不请工农兵参加?

统战部彭友今则赶来指责胡愈之:“过去你们坐失良机。现在外地在京的有二三十万人,还有北京的学生冲进去,政协礼堂如何维持秩序?”他传达了统战部的决定,这个会停开了。

这时民盟北京市委和民盟中央的机关工作人员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各自行动,分别揪斗吴晗各一次。

吴晗在北京市首当其冲被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遭到造反派学生和“革命群众”残酷的批斗和无情摧残。他被戴上高帽,挂上纸牌,画上花脸,被强行摁头弯腰游街。因为他是钦点的“头犯”,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了众矢之的。吴晗全家被轰到丁家坑后,更是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吴晗还经常被拉出去上街批斗,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家里,对卧床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们说:“孩子们长大了会知道爸爸不是坏人,也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爸爸是冤枉的……”有一天,看到父亲遭殴打,甚至于遭受四周啐痰时,小彦再也忍不住了,她冲入人群,抱住爸爸,声泪俱下:“要文斗不要武斗啊,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呀!你们不能再打我爸爸,你们要打就打我吧!”刹那,红卫兵惊呆了,武斗暂停了,小彦拉着地下的“泥土老人”,一边拍打着身上的泥土,一边扶着爸爸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家走,吴晗的血泪点点滴滴淌出:“好闺女,好女儿,爸爸今天能不被打死,全亏了你保护啦,我没白疼你们……”                             吴晗夫妇在平山县李家庄

吴晗夫妇在平山县李家庄被批为“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三个人----吴晗、邓拓、廖沫沙,邓拓在《五一六通知》见报的当天就自杀了。廖沫沙体型瘦小枯干,在批斗中,受不了几下毒打,就昏死过去了。因为昏死,就免掉了下面的折磨。吴晗的身体比较结实,总是靠着生命的力量,咬紧牙关,反抗着折磨。

吴晗和廖沫沙在市委大院被“专政“期间,经常是他们两人被同场批斗。当他们四目相遇的时候,每次见到对方都是头脸因伤肿变了形,到处血迹斑斑,伤口外翻,血肉模糊,有的地方骨头都露了出来。

两人也被抓到中央党校“专政“过。那次,他们还能到大食堂吃饭,只是不许他们接触,更不能讲话。廖沫沙看见吴晗坐到对面桌上,用手指指自己豉得很高的胸部,示意受了重伤。一点东西也咽不下去,坐了一会儿,又被带走了。

1968年吴晗被抓走后,从此他的家人再也没有见过他。1969年10月,在秋风怒号中,他大口大口地吐血,每次达几百毫升,牢中无人照顾,狱里不予医治,又饥寒交迫、身心俱残的一代名流吴晗,在羞辱和凄苦中,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含冤离开了人世,他刚好60岁。

据吴晗的外孙女吴翠说:“我的吴晗舅舅,除了一条血裤之外,没有留下遗物。“

吴晗的夫人袁震,她虽遭如此大祸,但头脑仍清晰,意志够坚强:“吴晗是位认真负责的历史学者而已,他怎么敢反对毛主席,感谢毛主席还感谢不及呢!我们和彭德怀也没有任何私下接触关系,当然说我们思潮一样,也许是这样吧!”

有一天,吴晗被打得遍体鳞伤,押解回家后对妻子说,要好好活下去,不能死。他还说:“不乱讲、不轻生、不自杀,对孩子们负责任。”

当时,他忍着伤痛,一声不吭。女儿小彦跑过去,问爸爸有多痛。吴晗微笑着说:“小彦别哭,爸爸挺得过去!”他沉默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罪。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跟姚文元斗到底!”

袁震于1969年3月17日含恨去世,比吴晗早去半年。

小彦父母双亡,她本人也没有撑到“四人帮”垮台。1973年夏在多种煎熬、折磨下,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据说后来因被逼迫而自杀身亡。

粉碎“四人帮”后,《海瑞罢官》终于作为一出好戏再次上演。

1979年金秋,由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主办,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晗、袁震举办了隆重的平反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都参加了大会或赠送花圈。

1984年夏秋时节,正值吴晗诞辰75周年,也是吴晗含冤去世15周年,同时又是他清华大毕业50周年,清华大学党委代表全体师生决定为这位清华学子和学长在清华园内修建永久性的纪念亭“晗亭”。“晗亭”两字是由邓小平题写的。

吴晗惟一的养子吴璋,后来被吴晗和袁震的亲戚接到美国去了。

 

吴晗:清华园晗亭                                 清华园晗亭

 

 

 

 

 

 

 

 

                    邓 拓 之 死

 

姚文元是批判吴晗的开路先锋,也是批判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的主将。他在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就开始积极准备批邓拓、廖沫沙、吴晗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及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的文章。不久,他经过几番修改,标题定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完成了。文章的大字本由江青送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可能觉得标题过于冗长,便写上“评‘三家村’”四个字,把原先的标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正因如此,江青便说这篇文章经过主席亲笔改定。张春桥精心安排了见报时间是1966年5月10日。因为此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

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了署名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这洋洋两万言的文章中,姚文元给“三家村”扣上了数条罪名:

第一条说“三家村”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文章一开头就认定“三家村”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长期以来,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发表了“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言论”;

第二条说“三家村”发表的种种言论,是“精心策划的、有目的的、有组织的向党进攻”。其中“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第三条,“三家村”活动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下午,500份刊登此文的《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一辆小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与会者人手一份。全国报纸也奉命转载这篇长文。

5月16日,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中戚本禹不仅指责邓拓是“‘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还污蔑他是叛徒。文章写道:“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至此,对邓拓的批判达到了信口诬陷的程度。

在这段日子里,邓拓一直在极度抑郁和沉默中度过,邓拓在家度日如年。

同一天,北京市委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并停发给他的各类文件。这事给邓拓很大的刺激。

5月17日深夜,在家人都熟睡后,邓拓写了一封留给彭真、刘仁和北京市委的最后的信。他写道: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是客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于戚本禹诬陷他的所谓叛徒问题,邓拓以铁的事实激愤地予以驳斥。他写道:

我应该说明的,抗战前我两次被捕的情形,已有多次向党交待,我相信党已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考察。

……

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

写完给彭真、刘仁的信,时间已很晚。邓拓很难不牵挂熟睡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拿起笔,给妻子留下最后的话: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写完后,他终于放下了一生紧握的笔,拿起了摆在床头的、平日借以安眠的小药瓶……

第二天清晨,邓拓的妻子丁一岚从卧室来到邓拓的单间看望熟睡的丈夫。当看到倒卧在地上的邓拓,丁一岚什么都明白了。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抱着与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痛哭不止。

当时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领导班子,由新市委代替原来的市委领导工作,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

几天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邓拓的遗体被秘密送去火化。

54岁的邓拓走了,“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

1979年,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9月5日下午,邓拓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词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杂文是较好的随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