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之所以生产很有弹性，对顾客反应如此快速，正是因为我们有网络结构的组织，又有成功的关系管理，保持着弹性与可变性，什么事都可以快速协商，马上改变。

　　梁漱溟就直指中国人是关系主义的。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黄光国等人则以为研究中国问题要使用“方法论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西方管理学界也一直把关系(Guanxi)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核心命题。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中国社会是主要议题，但在欧、美则只是次要议题。比如，组织内的社会交换也在西方管理理论中讲，主要表现在领导—部属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简称LMX理论)中，但只是西方的次要现象，所以比较晚近才被提出，而且研究也作的较少。社会交换却是我们组织的主要现象，正是中国管理要好好研究的议题。

　　西方一样有关系，被放在社会连带(social ties)与社会网(social network)的研究之中，但与中国人的关系有何不同？为什么关系与社会交换会是中国管理的主要议题？

　　简单的说，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亲亲有等级」的差序格局，所以只有被认为是「亲」的小圈子才需要符合不讲利，只讲「仁义」的互动原则。换言之，中国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发展出一层一层由内向外「仁义相交」的圈圈，跟基督教的普世相爱的理想并不相同。所以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有人性共通的部分，在中国也适用，但也有适应不良的，就需要我们自已努力了解自已。

　　中国人能够藕合不同关系结构的能力一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人走遍世界长于经商的因素。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能力呢？因为中国社会交换的基础在儒家的人伦理想之下，“互利”之外更要求情、义与分享。中国人的家伦理应用在管理上，在企业内可以形成自己的班底，在组织外可以形成一个兄弟联盟，好领导会以情以义以分享加以领导，这种最内圈的团体信任感高，合作无间，是一个人成功立业的班底。但这种关系像家人一般，要无底线地相互支持，太多又会对创业者需索无度，减少他的经济资源，如何平衡？

　　所以中国人的差序格局思维会在最内圈之外，分出第二圈的熟人网络，他们的人情交换内容深、范围广、交换频繁，但却在一定时间内有给有还，而且是有限的交换，这类关系在组织内可以有一个较大的得力干部群，在组织外也形成庞大的外包网络、战略联盟网络，同样的，领导会以情以义以分享组织起这些团队与外围企业。

　　最后，中国人很懂得平时就扩展人脉，在熟人网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在不同时候、不同需求时，可以在庞大的“朋友网”中找到摊有资源者，进行偶而的，深度浅并立即偿还的交换。这种多层网络的动员机制既保证了资源有效的动员，也避免了过密的关系需索无度。

　　好的企业当然重视“法”，因为法是公平的基础，但法尚俭约，使得法外有发挥空间，有情有义有分享之下，再有道德底线的约束，这发挥空间不会被滥用，反而成了我们的企业弹性与快速的关键所在。

　　关系管理最大的目的在于建立信任的环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协商能力，易于取得合作机会，可惜在国内大家越来越不作关系管理，却在“搞关系”，滥用关系、误用关系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于走后门、搞特权、派系抱团、内斗内耗的现象所在多有，往往一个弊案一抓就是一个窝案，这些都是关系主义社会的负面现象。但我们不该因噎废食，而该好好地思考如何正确、健康地作好关系管理，从而发挥快速、弹性的优势，减少结党营私的缺点，这有赖本土管理研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