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住房和汽车限购政策非常荒谬


赵旭:住房和汽车限购政策非常荒谬

  20113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旭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赵旭:我的发言题目是:引入政策影响评估,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首先,政府的很多政策我们还是相信它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并不等于会达到好的政策效果。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一定理所当然就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它不能够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决策信息不充分,外部影响因素很复杂,政府的决策能力,他对政策实施和实施效果传递机制不了解,还有利益集团的扭曲和故意的隐瞒信息,都会导致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初衷大相径庭。

  这里我想介绍一个国际上普遍的一个机制,政策影响评估,英文简称RIA,也可以翻译为管制冲击评估,管制冲击分析等等,是政策制定程序的一部分。我们国家近年来对引入智库、引入咨询还是比以前要重视了,但是还没有引入RIA,没有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RIA首先是对政策的必要性进行评估。第二,政策的有效性,第三,比例性原则,也称为经济性原则。第四,要求有透明度。第五,可问责。第六,政策实行期间的一致性。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有效性和比例性原则,我后面会重点讨论。

  透明度我们现在还是非常缺乏的。政策出台过程我们把它搞得非常神秘。而且还公开说现在还不能透露,什么时候限制购车,我现在不能透露,在购车政策发布前几天还这么讲。还要求人大政府给他开空头支票,我要治理北京市的拥堵,但是什么时候限制用车我适时发布。给了你这么一个空头支票,你想什么时候发布就什么时候发布,透明度是非常差的。

  还有一个是可问责问题。我们的政府是全能政府,他说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责任,但是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承担都是我说了算。这就变成了一个权力。公交只能公交公司来开,别人就不能开。我的公交能开到什么程度我说了算。我在网上看到北京市的十一五规划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控制人口是到20201800万。到去年就达到了1900万。十二五规划所以就不写人口控制目标了。记者问为什么,专家的解释是反正现在已经超过了,再怎么定目标也超过国务院批准的1800万了。这是什么逻辑?就是他是不可问责的。现在人口超过了国务院批准的控制目标,没有人来承担责任。以后还会不会继续人口膨胀呢?我告诉大家一定会。因为他现在采取的政策都在走向让更多人来北京。

  还有就是一致性,各项政策之间的方向要一致。我们的各项政策之间都是矛盾的。这头在控制通胀,那头在汽油涨价,车船税也准备要涨。汽油涨价怎么来控制通胀?

  有效性这一块,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导向,我们的很多政策可能不是目标导向的,或者目标导向是比较差的,有时候就是把手段当作目标了。目标必须是明确和可行的,政策措施要是激励相容的,一整套的激励机制都要有利于让政策对象来遵守你的政策,而不是鼓励他来破坏你的政策。要对政策进行评价,政策效果就必须是可以量化的。

  从比例性原则或经济性原则来讲,首先从全社会来讲,这个政策收益要大于政策成本。从政府来讲,必须要是一个适当的行政成本,不能是无限扩张的。从政策针对的对象来讲,他遵从的收益大于不遵从的成本。不遵从收益要小于遵从成本。另外,必须要有很多种政策方案,要有更多的政策选择来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比较优化的政策。

  具体的RIA方法和流程包括,确定目标、制订政策预案,由专业的咨询机构评估政策影响(因为评估政策影响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不直观的,因为前面讲,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以后,可能一般人,包括政策制订者他可能想不到这些方面,影响机制是很复杂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咨询利益相关方,我们的政策出台弄得很神秘,从来没有跟要买车的人商量一下,问问你为什么要买车,我这个限制对你有多少影响。从来都没有。然后才是作出决策。最后是政策实施以后要进行后评价,然后再对政策目标或者政策内容进行调整,形成一个决策的闭环。

  下面我举几个政策例子。公交补贴的政策。他宣传的目标是,降低老百姓的出行成本,这个还是符合了他的目标,但是他还宣传要吸引有车族放弃开车。这个政策就非常荒谬了,公交从一块钱降到四毛钱,地铁收费从分段收费变成两块钱的一票制,就有很多人放弃开车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结果,你现在又推出来限制购车就是最好的证明。再分析这个公交补贴。是不是必要?一般说,社会的补贴都是针对低收入人群,而没有必要针对所有人进行补贴,这是既没有效果又没有必要的。你的成本,我们知道北京现在地铁建设一公里成本超过7个亿,建设起来以后还有运营补贴,这个包袱你能不能长期背得下去?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怎么样?现在的实际效果是,地铁开始限流,他先忽悠你不要开车,去坐地铁,然后地铁限流,你就在门口排队,现在要排很长时间。

  私家车限购的政策。目的是什么?他达到的只能是放缓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不能直接达到减缓拥堵,拥堵的问题是汽车在路上跑,而且是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跑,高峰时段在路上跑才会产生拥堵,半夜跑是没有问题的。在不拥堵的路段跑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不去做一些精细的政策分析,就来限购。当然可以说我限购了车,放缓了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也就缓解了拥堵,但这个连接是很间接的。在欧洲很多家有两三辆车,他是周末开出去玩,平时上班不开,坐轨道交通。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北京这些年的发展很快,为什么很多人能够买得起房?他买的是郊区的房,五环外,就是因为车便宜了,可以买车了。如果不能买车的话,他们在郊区买房是不行的,那么限购就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但是五环外面并不堵,从政策的精细程度来讲,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政策选择,比如可以有一个黄牌车,不用摇号,但只可以在五环外开;然后我参加摇号,摇到号就变成蓝牌车,摇不到就在五环外开。

  住房限购政策。时间关系我说得简单一点。城市化集中度的提高对城市是有收益的,收益随集聚度增加先是提高,然后到一定程度会快速下降。城市化集聚度增加也会有成本,随着集聚度提高成本会先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快速上升。比如很多公用事业服务在农村(集聚度低)是没有办法提供的,城市化随着集聚度提高以后,成本就降低了,就可以提供。城市化集聚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收益和成本就会达到均衡,城市扩张就会停止。但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人为的降低成本,比如说从农民手里强行征地;或者人为地提高城市化的收益,人为地通过行政、通过政府分配资源,把资源分配到大城市,就增加了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所以,把成本的线往下压,收益的线往上提。造成了城市扩张的均衡点往后移,从AB甚至到D,造成的是城市化集聚度进一步增加,也就是说北京未来的人口会更加多。这个政策会造成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