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指标化”当防成权力滥用恶之源  刘效仁

“厚街酒店多，流动人口多，外来帮派多，黄赌毒等诱发、滋生黑恶势力的社会消极因素多。黑恶势力的触角向镇里民生的各个领域渗透，从建筑、客运、物流、娱乐、餐饮、夜摊等行业，到生猪、肉类、海产品、豆腐、蔬菜、酒类批发等市场，都成为黑恶团伙觊觎的对象。” 日前，广东东莞厚街派出所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要求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1至2条涉黑恶犯罪线索。厚街镇委黎书记表示，对于发现黑恶势力不报不打者将追究责任，“该撤职的要撤职！” (2 011-03-16 广州日报)

如此“打黑”指标化，颇为网友所不屑，甚至有人讥之为“脑残”。道理十分豁然，不需多深的理性思辨。虽然，厚街这地方有些特殊，所谓“酒店多，流动人口多，外来帮派多，黄赌毒等诱发、滋生黑恶势力的社会消极因素多”“四多”，但仅仅是外在的消极因素而已。虽然，黑恶势力正向民生的各个领域渗透，也仅仅是渗透而已。是否形成了黑恶团伙，是否符合黑恶势力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尚缺乏更加缜密的证据以及证据链。

何况，公安机关既然已经察觉黑恶势力在渗透，就将果断的出击，就要防患于未然。岂可等到形成了涉黑团伙，才重拳打击？各公安局也好，派出所也罢，打黑本身就不该指标化，也不能指标化。既有了涉黑团伙，有多少就当打掉多少，且要斩草除根。决不能完成了指标或超额完成指标，就手下留情，就放其他团伙一条生路。而尚没有黑恶团伙的，自然更不能生造出一个来，打掉充数。

“打黑”指标化受公众舆论诟病之处正在于，一旦将打黑与公安干警头上的官衔儿挂钩，一旦“指标化”，就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更可能为完成任务指标邀功请赏而冤枉良民。或将并未达到黑恶势力标准的一般犯罪上升为涉黑，以至于将合法的公民屈打成招，制造冤狱。事实上，类乎于此的指标已经诱发了权力的滥用之恶。为完成追逃的指标，就将无辜的公民当作逃犯抓起来关起来，甚至以精神病患者代之；为完成罚款的指标，就搞钓鱼式执法，先诱你上钩，然后再捉个“现行”；为完成打击卖淫嫖娼的指标，就将处女麻旦旦们冤屈为卖淫女，更有甚者，警方与卖淫女上下其手，设局设套捉嫖客；为完成“死亡”指标，就刻意隐瞒恶性死亡案件的人数，四处掩埋和转移尸体，重金安抚死难者家属，乃至收买闻讯赶来的记者等等，不一而足。其结果，善恶被颠倒，良民受屈冤，公民权利受害，社会公正受污，法律尊严扫地。

“打黑”下指标是一种“惰政”。管理者或决策者不从实际出来，不分理性出发，而凭想当然办事，拍脑袋决策，其中掺杂着哗众取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私欲，以至于被蒙昧了良知。这种“惰政”还常常被誉之为有创新，有魅力，而受到褒扬推而广之。就说“打黑”，就没有必要大张旗鼓，而应偃旗息鼓，悄悄的接近，迅雷不及掩耳，打他个措手不及。有则打之，一鼓作气，不留后患，无，则从严防范，努力铲除滋生黑势的适宜土壤。何必动员，何须下指标？如此简单化粗粝化的行政执法，不能很难有效打黑，甚至会放纵权力的滥用，无端侵害公民的权利。

为完成指标，或守法的公民被诬为“黑”，或公安人员以涉黑手段“打黑”。 无论何种结果，都将是法治的悲剧。

http://news.163.com/11/ 0316/04/6 V87HQU70001124J.html

http://news.163.com/11/ 0316/03/6 V85TNQB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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