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温良敦厚的大熊猫一直扮演着其他物种难以扮演的特殊角色——外交明星。
近40年中，“熊猫外交”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有两个。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以熊猫牌香烟款待尼克松夫妇，还把两只真正的熊猫送给了美国人。
根据海外观察家的评论：“当年那对大熊猫为美国人在冷战后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以大熊猫作为国礼成为一种外交手段，被中国应用于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
同年，日本也在与中国“一笑泯恩仇”之后得到了大熊猫“兰兰”和“康康”。7年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中国又选派了大熊猫“欢欢”随返。
1979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则重大消息，并刊载了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为此而作的《相见欢》：“深情曾注兰兰，掌珠般。永结良缘更为遣欢欢。人地好，蓬壶岛，祝平安。遥指青云修竹万千竿。”上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逢黄金岁月。
自古友好使者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熊猫的形象是能聚财囊、催官运的祥兽，或如虎豹般威猛的动物。国宝熊猫曾有着众多截然不同的称谓，如貔貅、貘、貊、驺虞、食铁兽等。
《史记•五帝记》中曾录，4000年前，黄帝在阪泉大战中，曾用驯养的虎、豹、熊、貔貅(雄为貔、雌为貅)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盛行的赞美。西晋时，因大熊猫食竹而不害性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至唐代，“驺虞”仍然作为瑞物而受人重视。
根据日本皇家年鉴，早在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朝皇帝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这一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诞生之年，也是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年，因此天朝以厚礼赐赠邻邦。据大熊猫专家胡锦矗考证，白熊极可能是大熊猫。
中国政府把大熊猫作为“国礼”，可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941年，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忱。1946年5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政府宣布向英国赠送一只雌性大熊猫，取名“联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熊猫的去向载负着国家关系的阴晴。1957年，北京把从四川捕到的三只大熊猫中最健康的“平平”送到莫斯科。1972年，乒乓球和大熊猫促成中美关系拨云见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首次把这个最高规格的“特使”送往西方。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趋暖，这也是法、英、德等西方国家相继获赠熊猫的必要条件。不过就在中国政府慷慨允诺向英国赠送佳佳和晶晶的十年以前，即1964年，伦敦动物园曾为春心初动的熊猫公主姬姬向北京邀偶求援。但时逢“反帝（帝国主义）”气氛浓厚，北京拒绝了。
伦敦动物园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莫斯科的“平平”身上。在经过历时一年半的高级谈判后，英俄两国达成联姻协议，此事被当时新闻界称为“一次重大的外交突破”。
但二位当事者却并不领情，伦敦《每日快报》用一句俚语总结了整个事件，“A watched Kettle never boils”，意译为“有意栽花花不开”。
全球生态财富
上世纪80年代初，鉴于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考虑，中国宣布不再向外赠送大熊猫。此后，富有政治意味的赠送仅限于国内，例如1999年3月11日，中国中央政府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对大熊猫。2008年12月向台湾赠送的“团团”和“圆圆”也属此列。
停止向国外赠送大熊猫后，改“送”为“租”的巡展热成为续写熊猫热的另一种方式。l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北京动物园的“永永”和“迎新”成了第一对以巡展方式走出国门的大熊猫。
在可观的经济效益外，巡展的问题也暴露无疑。频繁的活动延误了大熊猫的繁殖，大熊猫成为杂技演员的情形也令人难以忍受。
因此，中方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达成协议：中国如果送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出国，留在所在国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此间所衍后代仍归中方，倘意外死亡，尸体也归中方。中方可轮流派人与外方共同研究大熊猫，按每年付给中方100万美元，10年总计1000万美元的方案实施。
于是1994年日本和歌山，1995年韩国汉城，1996年美国圣迭戈，1999年美国亚特兰大相继拉开了大熊猫合作研究的帷幕。
2000年12月6日，“添添”和“美香”担负这一使命赴美国华盛顿。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则以媲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大熊猫一号”将之运抵美国。而事后在美国的“熊猫热”更一度抢尽前任总统布什的风头，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网民投票认为“添添”和“美香”是华盛顿“最让人激动的夫妇”，其余的票才是给布什和劳拉的。
就大熊猫现在的身份而言，政治和外交用途已明显弱化，它更多是富于教益的世界濒危动物的代表。以研究为目的的出国方式期望动用更多的力量保护大熊猫。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拥有的共同财富。
现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不令“熊猫热”成为“熊猫劫”。动物保护人士的呼声已经引发公众对下列问题的关注，例如如何让这些旅居的憨厚生灵尽情尽性，在玻璃窗和空调的保护下不致退化机能，避免以人类的好心造成另一种“生命成本”等。
总之，随着国际交往正常化以及社会理念的进步，大熊猫资源保护的技术模式和社会模式都正在重新接受审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