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中西学术名著里的两段情节大致相同的记载，旨在阐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所采用的材料，一则取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另一则取自秦朝宰相吕不韦在秦始皇吞并六国实现中国大一统时，组织门下宾客编撰的《吕氏春秋》。该书辑合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九流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羊"和"弓"的困惑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窥见

　　王瑞嵚


　　本文通过中西学术名著里的两段情节大致相同的记载，旨在阐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所采用的材料，一则取自《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另一则取自秦朝宰相吕不韦在秦始皇吞并六国实现中国大一统时，组织门下宾客编撰的《吕氏春秋》。该书辑合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九流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记载耶稣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与此类似，中国先秦古籍《吕氏春秋·贵公》，也有一段记载："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聘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聘则至公矣"。

　　上述两则记载，内容大致相同，结局却迥异。我以为，如把这两则记载，分别放到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里并相比较，就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1.基督教文化，人是客体，上帝是主体。

　　中国文化，人就是人，物就是物，人是活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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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以"羊"喻人，以"人"喻上帝。人不能有自我意识，人被"羊"化，客体化。上帝是牧羊人，是主体，人必须接受上帝的看管。依《吕氏春秋》所言：弓是人创造的工具，应该为人所用。不仅这个荆国人可用，那个荆国人也可，甚至其他国家的人亦可使用。人是活动的主体，正是人在凭着自己的意志，思想和

　　知识来判断事物并作出决定和选择的。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有超现实的神秘存在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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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督教文化看重个体，忽视群体。

　　中国文化看重群体，个体从属于群体，而不是独立于群体。

　　基督教文化看重个体关怀，"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却忽视了群体的存在。这位牧羊人可以忍心"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寻"那只迷路的羊"。然而若这被"撇下"的九十九只羊，因为没有了他的看管遭到狼劫，或遇上暴风雨和其他别的原因又失散了，那可怎么办?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看重群体。个人的弓丢了，首先确定自己所属国家的或区域。如是荆国人，那么推理下去：我是荆国人，则我的弓也可以属于其他荆国人，其他荆国人得到我的弓去使用和我自己使用我的弓一样有意义。孔子把这一概念的意义进一步推广开了，个人的弓也是其他人的弓，不应有国别的限制。弓作为人的创造物，是人生存和征服自然的工具，为了人类的利益，这个人使用弓和那个人使用弓的意义是一样。

　　3.基督教文化以超现实存在，进行价值判断。

　　中国文化则以现实存在，进行价值判断。

　　《圣经》以"羊"喻人，以"人"喻上帝，其价值判断依据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抬出了一个超现实的存在——上帝，来规范人的行为。

　　中国文化是以现实的存在，进行价值判断。如孔子从人的本体存在这一角度进行价值判断；是人丢失了弓，又是人拾到了弓，所以不必去找。老子认为事物发展变化有规律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所谓"返者道之动"。(《道德经》四十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同上 二章)他主张应从顺应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角度，来进行价值判断。故讲"遗之，得之，又何索焉?"

　　4.基督教文化具有排异性。

　　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

　　依《圣经》言，这只羊只能属于这个牧羊人，若走失了就必须去寻找。从常理讲，羊从牧羊人那里走失，一般有三个结果：一个是被别的牧羊人找到，一个是为虎狼所食，再一个就是这只羊获得了真正自由，逃脱了牧羊人的鞭子。耶稣强调这只"走迷了路"的羊必须找回，甚至不惜"撇开这九十九只"羊；实际上暗喻着：人是上帝的羊，而不是别的神的。人不能去选择别的神，或投入虎狼的腹——自杀，更不能抛弃上帝去自由自在生活。人不是自由的、独立的主体性存在，而是上帝的位格。从历史上看，基督教文化也是排斥异教的。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到十字军东征，都明确提出反对异教并施诸武力。清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受阻更说明了这一点。1704年教皇Clement XII禁止中国的基督教徒使用中国礼节，禁止其祭祖尊孔，随后即导致1717年清政府决定：驱逐传教士，禁信基督教，拆毁教堂。

　　中国文化则因其兼容性，使自身在历史长河里，不断在与不同文化碰撞、砥砺的过程中，融汇各种文化，从而发展了自身。如《吕氏春秋》，荆国人那里谈遗弓说："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则云"去其荆而

　　可矣"，老子更是潇洒地道一声"去其人而可以矣。"在这"去荆"、"去人"的节奏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排斥性，而是兼容性。孔子并不指责荆人的看法，老子亦不非难荆人和孔子的说法，他们都只是根据客观事实静静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强迫别人必须接受。在这当中

　　，显现出的是他们胸怀的宽阔深远，如老子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道德经》六十六章)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到汉朝儒学统治地位确立，随后佛教传入，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各家各派学说不断兼容过程。其间，儒学、道学、佛学在相互砥砺中逐渐成熟，各自得到充实发展，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则为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失意则入佛、道，"顺其自然"，"

　　无为而无不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些词句所构成的语境，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近代以降，天朝大国日渐衰微，乃是闭关锁国的结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而生机勃发，再度在世界东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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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

　　中国文化是智感文化。

　　据《圣经》记载，人类自其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上帝从伊甸园赶出去后，就有了原罪。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圣经》里，上帝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那他为什么还容许蛇留在伊甸园内，使它得以引诱夏娃呢?这个问题，许多基督教学者和牧师都未能给出圆满的答案。其实，谜底就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可以这样认为；这只羊，"走迷了路"的本身就是一个过失，一种犯罪，而其余99只羊是没有过失，没有犯罪。迷途羊被牧羊人找回是赎罪行为；这既体现了这只羊的迷途知返和他的"上帝意识"觉醒，也体现出上帝伟大和仁慈宽厚。这只羊有了这一次过失和被找回的体验，今后再迷失的可能性就小了。他甚至不会离开牧羊人半步，乖乖地在他的皮鞭下吃草，悠哉悠哉。可那99只羊，因为不曾迷失过，今后每一只羊迷失可能性就很大。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欢喜还大呢"。牧羊人找回迷路的一只羊的欢喜大于他对那些从未迷路的99只羊的欢喜。这与上帝让蛇留在伊甸园引诱夏娃吃禁果，在本质上，其意义是相通的。基督教文化的实质，是在引诱和容忍人们犯罪和过失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去忏悔去赎罪；这样方体现出上帝的伟大、仁慈和宽厚。因为；不曾犯罪，不曾有过失，就不曾有犯罪意识和过失体验；也就根本谈不到忏悔和忏悔意识，以及对人本身的罪感认识，和赎罪行为；从而更不会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体认到上帝的至高无上——牧羊人权威。

　　我们再看《吕氏春秋》，从荆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发展到孔子对人的类的认同感和老子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同感；在这一过程当中酝酿的理念内核正是智感文化。其影响是深远的，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仍未能超越。基于此，中国文化以现实存在作为价值判断；不排斥异己文化，而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强调文化的兼容性、整合性。这样，中国人注重现世现报，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到超越现实的末日审判上。哪个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渺茫、太遥远了。很多中国人待人处事讲究中庸之道，不为人先。他们认定事物发展

　　是有规律性的、阴阳消长，物极必反。他们相信命运，认为人的命运和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四季一样是呈规律性变化的。他们对待生活，既不悲观失望，也不盲目乐观。如俗语讲"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处于顺境，则多明盛极必衰，所谓"胜不骄"，"福兮祸之所伏"。处于逆境则多思"败不馁"，"祸兮福之所倚"；相信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一定时机，会时来运转。正因为他们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看得比较透彻，所以中国文化没有酒神精神的狂欢和希腊式悲剧的惨烈；有的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毛泽东语)是睿智。中国文化是智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