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七章 “文革”中的周恩来 (3)
周恩来保护老干部
“文革”前，已在某些方面预感到问题严重性的周恩来，考虑到此时担任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部队只有一个师又一个团，仅靠这些部队是难以应付突发事件的。为此，周恩来在1966年5月17日，致函毛泽东，请示说：“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担任。卫戍司令即以原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待报林彪批准后，便着手进行调动。”
26日，周恩来在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时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抓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要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5月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又决定改调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70师增加卫戍力量，成立警卫军第3师；63军189师改编为区卫第4师。同时又将在高碑店的38军112师，在天津的66军196师，在张家口的65军193师，必要时也可由卫戍区直接调动。在周恩来积极周密的安排下，在较短时间里，使北京卫戍部队的兵力达到4个师又1个独立团，共10万余人。这些部队都是训练有素、具有一定光荣传统的“拳头”部队。经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除抽调必要部队进驻北京市区担负警备任务外，大部队均部署在靠近北京周围的战略机动位置待命，以便情况紧急时迅速到达指定目标。
同时，为统一协调指挥警卫力量，1966年6月6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撤消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到处冲击党政军机关和重要部门，对曾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肆意揪斗。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周恩来紧急部署保卫工作。同时决定，非常时期由他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没有他的命令，部队不能随意调动。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讲话说：“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29日晨，他对人民大会堂警卫人员说：警卫部队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大会堂。11月17日，他又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11个地点或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第二天，在他召集的中央碰头会上，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11日发布。此后，不仅在全国一些省市实行了军管，而且在一些重要部门、国家大型企业也相继实行了军管。
“文革”爆发后，江青一伙极力制造冤假错案，大肆抓捕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66年12月4日，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于凌晨抓走彭真、刘仁、万里等，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批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不能开这个先例，必须马上把人找回来，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卫戍区要制订好保护方案，将人保护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就被打倒了，几个副秘书长也靠边站了，还有一位副秘书长许明被逼自杀了。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值班室。
“文革”期间，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贺龙副总理，保护因“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保护王震、余秋里和谷牧等同志。
此后，周恩来为保护彭德怀、贺龙、李富春、薄一波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灵活巧妙地顶住了江青等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消除或减轻对这些老同志的伤害。
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周恩来指示将他安排在钓鱼台暂住，为避开住在那里的江青、康生等人，随后又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不久，又将贺龙夫妇接到他家西花厅居住。1967年1月20日凌晨，周恩来又派人护送贺龙夫妇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居住。
1967年10月，周恩来得知江青指使北京“天派”学生组织前往西山搜查叶剑英元帅的住所，指示傅崇碧速派两个团前去警卫、劝阻，并亲自在深夜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帅们的住处检查警卫工作。
陈毅被批斗时，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派一个团的兵力负责保卫，并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一经发现有人向台上冲击时，就形成两道人墙拦阻。
周恩来在加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卫的同时，针对全国一些地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围攻、揪斗的状况，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安排他们到京，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防止被造反派抓走批斗致死。为此，周恩来亲自布置，将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和301医院，南苑警卫4师驻地等，并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对外严格保密。由于采取了这些保卫措施，先后保护了许世友、陈再道、皮定钧等同志。
周恩来还亲自拟定需要保护的高级领导干部，党外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名单，对郭沫若、宋庆龄、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批示警卫部队严加防范，杜绝不测事件发生。
针对当时造反派冲击外国驻华使馆的不法行为，周恩来及时指示傅崇碧，部署重兵把守各个大使馆，特别是对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朝鲜大使馆。当几十万游行队伍在苏联大使馆外示威时，周恩来立即赶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南的电影馆内设立指挥所，要求绝对保证大使馆人员的安全，同时命令部队不准游行队伍靠近大使馆，以防有人乘机破坏，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但由于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蓄意策划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对此，周恩来表示出极大的愤怒。
1972年4月，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得病去世。在不到10天时间内，总理连续参加了他俩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因为不到10天就死了两位部长。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干部，周总理与其他领导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各部委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尽快回京，普遍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总理还指示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检查，存在的困难要及时加以解决。
1972年3月，周总理看了原统战部部长徐冰病逝的报告后，约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指示全面检查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强营养，不要等病危再送医院治疗。
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将被关押的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应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送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天，周总理批评了有关同志，凡属于用法西斯方式虐待、殴打在押人员的，都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反，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控诉。
1973年3月，教育部原部长何伟，也是因病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为此，周总理严肃批评了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
1973年7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业务组、军委政治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对这些省部级还没有解放的干部名单，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
周总理还指示，要利用五一节、国庆节等集会，让那些没有问题，但尚未解放的部级领导干部、上层民主爱国人士、著名作家艺术家、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将名单见报。
叶剑英被迫作检讨
1966年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益发不可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
陈毅、叶剑英挺身而出，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陈毅不仅批评“文革”是“乾纲独断”，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仗义执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交代问题”。叶剑英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照片。
10月5日，由林彪指示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完全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陈毅和叶剑英不理这一套，继续采取措施，想方设法稳定军队和社会局面。
10月9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
叶剑英和陈毅等军委副主席和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以总政治部名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
陈毅在讲话中针对学生冲击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
接着，叶剑英走上讲台，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指出一些单位揪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他引证毛泽东的话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一些军事院校开始扭转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上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
陈毅第一个讲话。他批评了斗批改中间的简单化、扩大化，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正确学会对待路线斗争。
在陈毅讲话后，叶剑英挺身而出，再次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
陈毅、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同志出席“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浪潮，诬蔑陈毅、叶剑英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他们进行“火烧”、“油炸”、“炮轰”。造反派冲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
林彪、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无尽无休地纠缠陈、叶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继续检查。后来周恩来把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有意开脱两位元帅，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被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