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发行制度历经近年来的两次改革，“市场化”倒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三高”发行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特别是其中的高超募现象，不仅放大了一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风险，更导致市场资源的错配与极大的浪费。在这一切的背后，只有发行人与保荐机构成为最大的赢家。

　　如何整治高超募的顽症，规范新股以合理的价格发行，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频频发生，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按照现行的新股发行制度，除了受市场行情的影响，新股发行市盈率会出现短暂的“调整”之外，新股高超募的延续，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新股超募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一是新股高价高市盈率发行。发行价格越高，超募越多。二是新股超比例发行。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越高，超募同样越多。而根据《证券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符合“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的条件。正是这条规定，成为某些发行人超高比例发行新股，进而从市场中大肆进行“圈钱”的最好“挡箭牌”。

　　中国证监会在新股发行中引入第七类询价机构，以及完善报价申购和配售约束机制等诸多举措，其意在询出合理的发行价格。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是为了防止高超募现象的产生。然而，去年下半年无论沪深主板、中小板还是创业板新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市盈率不断刷新纪录的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效果，也无法根治高超募的顽症。

　　整治高超募，除了“优化”新股发行定价，控制发行比例亦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其实，无论是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总股本的25%以上也好还是10%以上也好，背后都给予了发行比例上的足够“弹性”。即使新股发行价格不高，只要在发行比例上做文章，发行人同样能够达到其融资需求，并且能够圈进更多资金。因此，整治超募顽症，在发行定价与发行比例上，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虽然“两会”期间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认为“两家交易所适度的竞争”更有利于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对两大交易所进行准确定位同样重要。原拟在上交所上市的山西证券，去年7月份被证监会取消审核后，9月份再次冲击IPO时，上市地改为深交所，发行规模从6亿股缩减到不超过4亿股。简单的上市地点变更，其实并不简单。山西证券最终挂牌上市，却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而不是如其招股说明书所言的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扩展相关业务。像山西证券的如此作为，难道不是变相的超募吗？

　　还有上周五开盘即破发的森马服饰，新股发行前总股本高达6亿股，却发行7000万股选择在中小板挂牌，其看中的正是中小板的高估值，以及高估值背景下的高价发行。事实上，成长性遭遇质疑的森马服饰能以67元的高价发行，询价机构不负责任的报价固然是原因之一，其选择中小板挂牌亦有“掩耳盗铃”之嫌。

　　笔者以为，整治高超募，需要多管齐下，发行价格、发行比例以及上市地的划分都应受到同等的重视。试想，如果森马服饰在上交所挂牌，其还能以67元的高价发行吗？发行人还能超募近18亿元的资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