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职消费是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因为它是官员和企业家的动力机制所在。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在职消费上。在职消费，顾名思义，在职就有，不在职就没有。所谓“权力不使，过期作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一个老总现在59岁了，他有何感想？他一定会想到：我只有最后一年在职时间了，一年后就退休了。退休以后，巨额的在职消费就没有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名义收入了。而人的福利是刚性的，即收入水平习惯于上长，不习惯于下降，过惯了舒服日子，一般就再也过不惯苦日子了。再回想到：我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对企业非常有感情，退休后什么也带不走，都留给企业后人受用了，尤其是继任者作为老对手还不知怎么整我呢？在类似种种不平衡心理的驱使下，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想法产生了：我何不利用最后一年在职时间把余生的在职消费金额给“捞”出来呢？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在退休后继续过着在职时一样的生活水平，维持实际收入不变的水平。那么，需要“捞”多少呢？那要取决于“余生”规划了。假设能够活到90岁，那就需要“捞”30年的在职消费总额，于是大致估算一下平时每年的在职消费有多少，把这个年均数额乘以30，拟“捞”的总数就出来了。于是付诸行动，在最后一年采取疯狂手段以各种形式将这个数额给“捞”出来。由于数额巨大，时间紧张，“捞”的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没有把在职消费总额给捞出来之前就把自己给“栽”进去了，这就是我国著名的企业“59岁现象“，即企业家在退休前后的“晚节不保”的“职务犯罪”。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储时健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都“栽”在了“59岁现象”上。1996年底，中央纪委对储时健展开调查。第二年6月，储时健因贪污罪名被拘捕，他对检察院预审人员坦白罪行：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储时健对自己的贡献与收入之落差一直耿耿于怀。1990年，当选“全国优秀企业家”的他对记者抱怨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3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到1995年前后，储时健的年薪加上云南省对他的奖励为30万元，他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他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据检察系统的侦察，储时健贪污的金额为700万元左右。
时至今日，“59岁现象”明显减少甚至基本不存在了，但是新的现象发生了。很多高管从储时健现象中吸取了教训。心想：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年才动手“捞”呢？既然此笔在职消费总额受益30年，为什么不按财务配比原则按照30年进行均摊呢？于是，“59岁现象”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29岁现象”（从一掌权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设计）。这大概就是纪检监察和司法法院系统常讲的“职务犯罪年龄低龄化趋势”吧。
企业中还有一种高管，他们兢兢业业，是名副其实的好领导，即使退休之前也不想这种事情，打算干干净净做官，清清白白做人。于是就这样退休了。然而，退休前后的收入福利待遇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名义收入（工资部分）还有，但巨大的在职消费突然间“蒸发”掉了，实际收入代表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仅如此，精神生活更加大幅下滑，甚至可以说是冷落凄惨。以往前呼后拥的场景没有了，神采奕奕的价值感消失了，甚至人走茶凉，回到原单位办点事也没人理了。如此一来，精神生活方面所遭受的巨大反差百思不得其解，难以忍受，最后大病一场而住进了医院。我把这样的现象称之为“62岁现象”。
由此看来，无论是“59岁现象”还是“29岁现象”抑或是“62岁现象”，根源都在“在职消费”，都是在职消费惹的祸。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进法院”问题也好，解决“进医院”问题也罢，关键的思路还在于从制度和经济根源上着手，把过多的在职消费逐步转化为名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