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调控的功课比GDP大跃进难得多

“国八条”确实有些尴尬，本来应该是“限涨”的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却被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弄成了“催涨”房价的信号，仅仅是北京市说出了“稳中有降”。依我看能稳住就是很不错了，即便能降一点点，那都是很不错的了。

各种评论目不暇接，我以为这门功课不好做，如果把标准定在让老百姓满意，那么我以为没有一个城市最终能拿到及格成绩。如果与GDP大跃进相比，调控这门功课确实是很难做得好的。

原因究竟何在？

发展方式不能彻底转变，这个问题只有等到最后整个产业泡沫破裂，这时候整个经济一塌糊涂，然后重新洗牌，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必然受到重创。我如是说不是危言耸听，这种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发展方式不转变，走到底就是这样一条路。

发展方式如何转变？

住房问题在改革之初提出的方针是没有错的，再过20年也经得起推敲。这个方针是“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是一个多渠道多元的解决方法，是根据中国是实际情况，并不是把整个产业一股脑儿推给市场，让市场去完成住房改革。

正是由于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就没有办法实施了。

在中国住房需求有这么几个特征：人多地少，土地相对紧张，政府有确立18亿亩红线不能突破；中低收入的家庭比例属于绝大多数，而市场化的过程越建越大，越来越高档，这时忽视一个大群体的需求；中国有数亿农民进城，进城农民一部分成为高收入者，而低收入者还是多数。

市场经济是讲效益的，是讲成本与收益的，那么它必然会去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政府在最初不去对无形的手进行调控，那么等着这个产业成长为大象的时候，调控就非常难了。

新加坡、香港的人地矛盾比国内大，但是政府干预市场在先，从整个规划，到建设都首先考虑中低收入的需要，有钱的人需要别墅，需要豪华的居所，那才是由市场去解决的。改革之初就是这样的方针，现在偏离的很厉害，调控就是纠偏，如果不从发展方式上改变观念，那么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房地产商人贪得无厌，地方政府官员想到的是形象，重视的是GDP，这种背景下能不跑偏？加上特权、寻租、腐败，地产业必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发展方式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统筹，整体规划。北京这次提出“稳中有降”得了第一名，我想问问北京市市长，对于北京市的发展你有数吗？北京中低收入者有多少？转移到北京的农民有多少？北京包括棚户区改造究竟需要有多少供给中低收入者使用的住房？

我以为北京的发展就压根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北京的发展对人口的增加是非常敏感的，只要高GDP、高科技，对高端人才是敞开大门的，而对低端劳动力总是想通过提高一个门槛进行限制。说北京的房价最贵，这种政策导向北京房价能不贵吗？

2005年之后，我国的财政出现一个转折，把民生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经济的基本作用就是“经世济民”，发展经济就是要促进民生，这是经济之本。但是此后的“土地财政”基本是倒行逆施，大笔的钱花出去了，结果欠下的都是民生债。城市形象是一个表面的，GDP也是一个表面的，民富国强才是最有实力的。

2005年之后的住房调控，一轮一轮又一轮，总是不见成效，我以为发展方式没有转变，主要是政府没有突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关心的仍然是发展速度，是GDP，因此就出现今天的这个结果。

2005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管窥中国房地产价格之痒》最后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总结房地产价格之痒，离不开中国可耕土地的实际情况；离不开国家对房地产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应的制度法规；离不开公平和效益必须和谐发展；离不开中国最需要住房的是中国的弱势群体；离不开政府的行为决不能与民争利；离不开政府的调控手段并做到执政为民。”

六年过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还是没变，今后也不会变。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