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适应性生存的物种，我们靠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解决方法的积累而获得知识。通往正确的路永远不可能被我们的理性来设计。正确的方案不是说根本不存在，而是，即使存在，也不能被我们的理性所证明。我们的理性所能证明只有错误。证明错误，使我们通往正确的唯一途径，如前述，我们在通往正确，但并不知道哪里是正确。确保一种无懈可击的正确理论或问题解决方案，需要n 种支持条件，n趋于无穷大。找到全部那些条件超过任何生物的能力。于是，波普尔，这个被称为在20世纪唯一声称批判不属于前菜（相当于我们中国人饭局中的凉菜）而属于正餐的人，彻底扭转了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这就是证伪主义，这就是试错，就是适应。与许多人的误解不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不是说只要找出一个理论陈述的反例就就证明那个理论陈述是错误的。这是对于波普尔的误解。对证伪主义方法的正确理解是：“每件事情，每个预设，每个证据约定都是对批判开放的。”开放，启动一个学习过程，从而一个演化进程。没有什么可以完全地、永久地处于批判性检视之外。

      那种任何武断地宣称自己的学说、理论、预设、证据约定永远处于批判性检视之外的，都是自断后路，自掘坟墓。我们本身就是靠了无尽的批判性检视而不断学习，积累适应经验，习得问题解决方案。也不是说，我们持有的那些尚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问题解决方案就一定是错误的，不是的，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无法正确它们是正确的，没有证明是正确的并不表明就是错误的。于是，在演进的路途上，我们持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解决方案，一些是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也被我们的大脑和传统存贮为知识；一些尚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依然被我们的持有着，也被我们的大脑和传统存贮为知识；我们的探索向未来敞开着，进一步在重复前面的方法，试错的方法，并根据证伪主义把相关结果留存下来、存贮下来，留存在我们的基因里、禁忌里、习俗和传统里、制度里、当前思考着的大脑里。

      从政党信条到科学假说，从企业营销方案到家庭矛盾纷争双方持有的观点、看法，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宣称永久地完全地处于批判性检视之外。舍弃和禁止批判性检视，就是禁止学习，就是禁止适应性过程，就是自绝于环境，直白地，就是自杀。

      可是千百年来，追求涅盘世界的学说持续不断，到20世纪“发扬光大”，以至于世界各地纷纷燃起中央计划经济试验的火把，直到数千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火把才被冷静的人们浇灭。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一种典型的涅磐式理论体系。  作为一门深深地扎根于理性狂妄或人类自负之上的抽象思想体系，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注定会一次再一次地重现。经济学背叛了人们对它的厚望。主流经济学范式应该对20世纪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和它的持久延续负责。新古典范式的错误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错误，它的政策推论只是那种原初性错误的自然产物。新古典范式把时间序列的事物压缩到一个无时间的时空中，给予最优化的理论证明。作为一种思考辅助性手段未尝不可，可是这种手段最终演变为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对象，它抽象和假设掉的恰恰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真正对象。差不多是一种研究对象的误认、误导，这种有害的范式误导整个20世纪的人类，并仍然在为那些大言不惭的积极政策干预提供“证明”。没有对于正确的自负的认肯，就不可能有大言不惭的主动积极的干预，就不可能有规模越来越宏大的公共行动。如前述，我们的理性唯一能够的确认只有错误。因此我们的公共政策、管制和干预，只能是那种具有消极意义的排除错误的措施。更重要的是，任何公共政策的设定，任何制度安排的建构，都必须使得问题解决的大门永远开放。这就是证伪主义的真精神。

      不是说没有正确，而是说没有理性确认的正确。那些一劳永逸的终局解决方案，那些诱人的涅盘世界设想，永远诱惑着欲望的人们自投罗网。因此，与自负的人类理性战斗，决不是1920－19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一个完结了故事，而是伴随着理性成长的永恒战斗。特别是理性成就高度引以为傲的当代世界，警惕那种错误的方法论，警惕理性的滥用，是那些洞察了文明的本质的聪敏之士，那些领域了人类理性之脆弱的卓越心灵必须为之奋斗的使命。

      至少在公共领域，我们一再呼吁的是：理性的谦卑与审慎的美德，因为我们从远古至今只不过是一群寻找错误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