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中国时政的人不难发现，在中国总有一股反西方的暗流涌动。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９０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一些左派学者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重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反西方情绪。那么，这样一种不绝如缕的反西方暗流为何总是源源不绝，其背后的思想资源有时什么呢？
我们知道，反西方最基本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觉醒与建构。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渊源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或文化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而且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的。”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巨服于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无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中国人才被迫以生疏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
必须看到的是：对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质朴的认同，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假如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作进一步的建构。也就是说，原生形态的情感认同仅仅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形式性的外壳，更重要的工作是要使这样一个外壳“实”起来，在其内部拥有实在性的内容。认同民族主义的外壳，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只要通过国际间的交往和对抗，就可以实现，而确立其独特的内涵，则复杂、困难得多，因为它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凭藉，需要实实在在地建构和再创造。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现代化的变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过程。现代化，成为民族主义“实在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西欧、北美的民族主义形成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而现代化在当时又无异为西化，于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正是这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溯迷离起来，在许多时期，尤其是民族危机的时刻，西化与质朴的民族主义情感经常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直接发生着冲突。美国当代闻名的政治观察家白鲁恂谈到，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限制领导人的行为。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象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宪法这样的神圣象征，也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制度和一整套行为规范，显得分外单薄。这样，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形式形成较早，大致在甲午海战以后就初具形态，但它的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停留在激烈而浅薄的排外情绪上，即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且，民族主义的情感越是炽烈，它的现代化内容就越是难产。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
因为民族主义的空洞化，这样的“民族主义”内容建构尽管可能具有某种一时的填补真空的功能，却经不起稍长一些时段的历史检验——暴露出无法整合民族、凝聚人心和规范行为的拙处，很快被时间所抛弃。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同一尊被抽空了内在灵魂的蜡像或稻草人，无法找到自己真实的历史位置，徒有虚张声势而已。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民族主义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民族主义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本世纪初的义和团就是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可笑表演。尽管义和团是从反抗西方的强权伊始，有令人同情之处，然而，由于这种“爱国”的反西方主义不具有任何现代性的精神内容，甚至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其实质无疑成为一种最糟糕、最落后的种族主义，一种顽固拒斥现代文明的种族主义。这种发端于社会底层的粗鄙化的种族主义，又是以传统的“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为认同背景的，所以具有极强的保守主义性格，一方面轻易与知识分子中的民粹意识合流，另一方面也更乐意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者反抗现代变革、维持现实秩序的最好藉口和最现成的社会资源。今天，尽管反西方情绪所依靠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那种精神脉络依然清楚可辨。
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这种反西方思潮的国际背景，那就是受前苏联反西方思潮的影响。
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凯歌行进，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西方)成为进步的代名词的时候，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出现了西化问题，民族性与西方性的问题(日本的脱亚入欧、中国的体用之争)，俄国作为一个具有东西方综合色彩的国家，“俄国与西方”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历史文化角度讲，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综合色彩现在已经成为定论。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 公元988年的罗斯受礼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俄罗斯人皈依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的同时，也接受了拜占庭文化，10～12世纪的俄罗斯是在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下度过的。事实上，结合了近东文化因素和西方法律传统的拜占庭文化对整个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12～14世纪鞑靼蒙古的统治给俄国人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影响下的直接产物。因为受东正教思想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双重影响，俄罗斯反西方思想也就自然形成。
18世纪俄罗斯思想家冯维津大约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俄国与西方”问题的第一人。他在俄国科学院的《俄语语言爱好者》杂志上提出一系列著名的问题，如第20题：“我国的民族性格是什么?”第19题：“怎样杜绝两种对立的、有害的极端倾向：第一种，似乎我们的一切都是丑恶的，外国的一切都好；第二种，外国的一切都是丑恶的，我们的一切都好?”第15题：“为什么许多在外国被认为是聪明的人，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傻瓜，相反，我们这里的聪明人在外国常常是傻瓜?" 冯维津更提出一个后来19世纪很著名的思想：“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即西方的文明已经发展到顶点，开始走向衰落，蒙昧的俄国反而有其原始的生命力来拯救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说就是俄罗斯人反西方思想的滥觞。苏联在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所谓苏维埃主权之余，在思想领域也全盘继承了这种反西方思潮并有所发展。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之后，这种反西方思想结合中国固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相激相荡，就形成了今天阵歇性发作的反西方暗流。
事实上，只有当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这，将是下一个世纪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历史已经证实，而且将继续证实，这一目标不是仅仅通过反西方的种族煽情所能实现得了的。反西方主义只是一种饮鸠止渴，它只能倒过来加剧民族认同的危机本身，而无助于走出历史的循环，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传统困境。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一种通向世界现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