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万里之土地，四万万之人民，内治外交事务繁巨，而人人不得分其责任，惟政府一二人担负之，虽圣人亦难以周全。——梁启超
我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大爷大妈议论时政，痛斥社会种种弊端，包括本单位的大小事务，诸如退休金太少，领导腐败等等，末了总不忘加一句：这事儿温家宝、胡锦涛能不知道吗？肯定知道，但他们也没办法啊，经是好经，被歪嘴和尚念跑调了，有些农民也是这种心理。党中央英明、基层领导很坏的思维还盘踞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但是依我看，党中央不能太英明。何况，如果下面问题如此之多，党中央也不可能那么英明。党中央英明是个什么概念呢？有什么负面影响？试分析之。
依常识判断，中央领导的能力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较超群，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有过人之处，更不会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可我们的民众、官方媒体偏偏把领导吹捧地神乎其神，似乎天上、地下无一不知、无一不能。领导因为有权，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和其它各种资源，所以，说话办事确实好使，一句话顶一万句，一个批条能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这就使得我们特别迷信领导，也特别愿意走上层路线。
但是别忘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大领导们在解决具体事件上有效率，有特权，但在推动大的社会变革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绝对不可能依仅靠几个人的力量完成，他们必须依靠幕僚、智囊、秘书班子，中央部委和各种办事机构。
于是，为了维护中央领导英明神武、无所不能的形象，就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事无巨细都要归口管理的中央政府，和一个能“一竿子捅到底”的压力型治理体系。领导有事找部委，部委有事找下级对口单位，同样，对口单位的大事小事，也必须有部委授权。上级靠压力治理下级，下级的工作也只对上级负责，只需要保证领导正确、中央英明即可，至于民众是否满意，那是次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民众闹事，想捅到中央领导那里，那就用铁拳专政之，反正领导精力有限，最终还得靠下级解决问题。
维护党中央的光辉形象是要付出代价的。往大了说，会造成社会自治空间的萎缩和下级政权的消极对付，往具体了说，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导致中央一级政权非常庞大，“中央—地方”事权分工不明，任何事情都可能惊动中央，需要中央政府经手。在成熟的宪政体制里，中央政府只管大事，诸如军事、外交、宏观调控等，而对于公安、教育、社保等具体事务，完全可以下放到省级政权来完成。更具体的事务，比如乡镇治理，则完全可以由乡镇居民自治完成，根本无需党中央在场，党中央英明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同样，村民们有了点冤情，受了点不平，也不会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拦车喊冤。领袖、公民两不打扰，地方政府发挥更多作用，岂不是很好？只是少了几声明主再世，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已。我们的胡总书记自己不也说，并不是我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既然这样，这主席何必当的那么累呢？
二是阻碍社会自治的发展。俞可平、陈光金、任剑涛、张千帆等体制内外的学者都热切呼吁以社会自治为核心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培育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的核心就是政府放权。打造领导英明形象的核心资源就是权力，放权意味着可供领导支配的资源没那么多了，说话办事就可能没那么一言九鼎了，其下属也就不再眼巴巴望着领导说话。这当然是需要勇气的，毕竟，荣誉（虽然可能是虚假吹捧带来的）是激励领导奋勇前行的动力。这也提醒我们，别再把领导放火炉子上烤了，成天吹嘘领导英明，等于是把猴子往树上赶，最后猴子也下不来，我们也没法说真话。
继续推进改革，三十年前的承包责任制仍然可以给我们以重大启示。土地承包，土地搞活了，企业承包，企业盈利了。这一逻辑放到社会政治领域，应该同样有效。社会承包，我们将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政治承包，我们还会担起政治的责任。关键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负责人，而是，能不能搞承包。
三是不利于压力型体制和控制型政府的改革。
四是不利已社会怨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五是……。
党中央太英明了，其它各级政府就不能过于英明，党组织太英明了，其它组织就不能太英明，政府太英明了，社会就不能太英明。一旦党中央并不那么英明，那整个社会就只能更不英明。一个人笨，就得全社会跟着笨，或者被迫装笨，碰到聪明又好面子的领导就更惨了，圣人之下无冻馁，什么坏情形都不能给领导说，否则岂不是给领导抹黑，岂不是否认领导英明形象。于是乎城管、公安、各级政府都得营造盛世太平景象，那些影响市容的，拖累GDP的，不利和谐的，有潜在危险的，上访闹事的，不支持经济发展大局的，赶的赶，关的关，哪还有容身之地。长此以往，社会活力何在？整个国家的创造性何在？创新从何说起？
总之，所谓党中央英明只是一个幻象，而我们还偏偏要维护这个幻象，那就只能继续在“上面压下面，下面骗上面”的泥沼中循环下去，这当然是跟“政府放权，社会自治”的社会体制改革方向相反的，其结果只会让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体制也越来越僵化。我还是觉得，如果社会的稳定发展跟中央领导英不英明关系不大，有他没他地球照转，那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
（来源：共识网）